1966年,无名之辈德里达,即将颠覆哲学界

题图:哲学家德里达

1966年10月21日,一场旨在将结构主义引介到美国的学术盛会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罗兰·巴特、让·伊波利特、拉康……逾百位来自八个国家的顶尖学者轮番登台。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最后一位发言人缓步走上讲台。他三十六岁,名不见经传,在最后一刻才收到邀请,在场几乎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他的发言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讲完之后,整个结构主义即使没有消亡,也受到了质疑。一个事件已然发生:解构诞生。

这位一朝之间颠覆整个哲学场域的“解构之父”,被后世奉为欧陆哲学的偶像,也被嘲为理论黑话的制造者。赞誉与误解背后,他在此前的人生中经历了什么?

新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德里达传:一个事件,或许》以“成长小说”的笔触,追溯德里达从阿尔及利亚的犹太少年到巴黎高师边缘讲师的漫长蛰伏,呈现一个思想者如何在孤独和恐惧中逐渐看清自己的道路。这本书更试图回答:为什么“解构”不仅仅是一种学院派游戏,更是一场真正撼动西方形而上学根基的“事件”——它对我们理解世界、语言、政治乃至自身的意义,至今仍未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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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件已然发生:解构诞生

文 | 彼得·萨尔蒙

来源 | 守望者eye

1966 年 10 月 21 日,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结构主义大会。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三十六岁法国哲学教师登上会议讲台,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

研讨会盛况空前,却又山雨欲来。会议已进行三天,逾百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与文化理论家汇聚于此,探讨“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等人轮番登台发言,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和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1928-2021)等未来学术明星端坐听众席。结构主义运动的一众领军人物中,唯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缺席这次盛会。

此次大会召开的初衷是将结构主义引介到美国。彼时,结构主义正迅速取代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存在主义,成为法国主流哲学思潮。结构主义始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人类学,依托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理论基础,摒弃以人为本的哲学传统。结构主义提出:人类文化的所有组成要素和人类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只能被视为“结构”的一部分,对人类动机、行为及行为的一切解释,都必须克服人作为自由主体的幻想。事物只能通过其与系统中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来把握。

这些观点已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在文学领域,结构主义摆脱了作者意图模式,即认为作品是个体创作的产物,个体在创作过程中明确知晓自己的意图,且作品效果大体符合“作者试图表达的内容”,转向另一种模式,即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其在系统中的位置,而系统则由一套共有的叙事技巧、主题、文学惯例和特定的世界观构成。作品意义与作品在某一文类中(或文类之外)的位置、创作语境以及读者的社会(以及知识和文化)立场都密不可分。

德里达

德里达在最后一刻才收到会议邀请。由于原定的比利时人类学家吕克·德·赫胥(Luc de Heusch,1927-2012)无法出席会议,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校长让·伊波利特推荐德里达参会。伊波利特其实并未强烈推荐,他当时只是说:

我想,他应该会愿意来吧。

德里达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最后发言。整个研讨会期间,他大都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他看着拉康在每次讲座结束时站起来提出晦涩难懂的问题,也看着巴特温和地要求澄清各种悬而未决的论点。最终,德里达走上讲台。虽然他不太习惯面对那么多观众,他还是缓步登台,轻轻整理讲稿,开始了演讲:

或许,在结构概念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某种可以被称为“事件”的嬗变……

德里达的发言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讲完之后,整个结构主义即使没有消亡,也受到了质疑。一个事件已然发生:解构诞生。

这位 1966 年在巴尔的摩会议上起身发言的三十六岁无名之辈,当时还不是解构之父。这个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男孩曾两度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失败,一次败于口试,一次败于论文未能上交。他在哈佛待了一年,也没有任何进展。随后,作为服兵役的一部分,他又回到阿尔及利亚教了两年高中,并在他昔日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 )的提携下,到巴黎高师授课。婚后,他有一个孩子,唯一的著作是五年前出版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几何学的起源》的导论单行本。尽管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书写与差异》中的多篇论文已经发表,但反响平平。他的系列讲座,包括“海德格尔与存在和历史问题”和“胡塞尔《逻辑研究》和《观念》中的意义理论”,虽然在学术界受到推崇,却与哲学系的潮流格格不入。当时在哲学系,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1942-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和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1938- )等年轻有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沉浸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热烈氛围中,无人关注德里达对现象学的晦涩思考。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都认为现象学是理论上的倒退,因为它以“主体”为中心,而此二者在竭力克服的正是“主体”。

那时,德里达觉得自己进展甚微,后来他曾描述自己的“孤独”和“隐遁”。他在写给阿尔都塞的信中说:“我感到我能看到珍珠,而它却遥不可及,我像一名渔夫,识得珍珠,却害怕深水。”然而……德里达的沉默——甚至是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正在开辟新的路径。

1965 年,德里达在《分析评论》(当时昙花一现的众多期刊之一)上发表了两篇小论文,一篇是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篇是关于卢梭的《语言起源论》的。在上文写给阿尔都塞的同一封信中,他提到了“他正在撰写关于文字的论文”,这就是后来的《字母产生之前的书写》,发表在《批评》上,引起轰动。这篇论文后来成为《论文字学》的第一部分,该书的其余部分正是从上面两篇小论文中孕育而出的。

这些零星发表,加起来都不足以让他受邀参加巴尔的摩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更不用说他有可能颠覆研讨会所推崇的整个哲学了。然而,在不到一个小时的发言中,他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默默无闻的助教,成了全球热议的哲学家。

某件事情已然发生。一个事件,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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