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庄子与伊壁鸠鲁学派

庄子与伊壁鸠鲁学派

(钱穆,1923年,收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

古希腊哲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世局大变,城邦瓦解,马其顿称霸,旧有的公共伦理、城邦信仰崩塌,人心无所寄托,于是哲学转向个体心灵的安顿,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遂并起。伊壁鸠鲁主快乐,以身体无苦痛、灵魂无纷扰为人生终极目的;斯多葛主顺应自然、恪守德性,承担世间责任。

东方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列国征战,世乱同于希腊晚期,庄子之书,亦为乱世中人求解脱、求心安之作。以中西相较,庄子思想,最与伊壁鸠鲁学派相近,而老子之道,则更近于斯多葛主义。此东西哲人,身处乱世,同究人生归宿,其异同之迹,可深考也。

伊壁鸠鲁立说,本于原子论,以为宇宙万物,皆由原子偶然聚散而成,神不干预人事,死亡不过原子消散,与人毫无关涉。世人一切恐惧,皆起于对神、对死亡、对命运的妄念。故其教人,首在破除执念,简省欲望。他将欲望分为三等:生存必需之欲,自然可有;适度享乐之欲,可择而取之;功名权势、虚荣奢靡之欲,当彻底摒绝。

伊壁鸠鲁不取城邦政治,以为朝堂纷争、权力角逐,最足扰人心神,故隐居花园,远离公共事务,与同道友人相守,以简朴自足的生活,换得心神宁静。其哲学,是乱世里个体自保、避世求安的智慧,一切思辨,皆为消解内心苦痛,求得一己之安然。

庄子之学,源出道家,其核心在“道”。道为天地万物之本,万物齐同,是非、荣辱、生死、祸福,皆为人心偏执而生的幻象。世俗之人,困于名利,缚于礼法,逐外物而丧其本真,终身劳苦而不得安宁。庄子教人齐物破执,心斋坐忘,捐弃智巧,消解物我界限,最终与道同游,达至“至乐无乐”的逍遥境界。

庄子亦拒斥仕途,楚王聘为相而坚辞不就,视庙堂为官牢狱,不愿以身殉世。其避世之心,与伊壁鸠鲁远离城邦政治,如出一辙。二者皆看透世俗政治的纷乱与虚妄,不愿以身卷入纷争,选择退守个体精神世界,以超脱之心对待人世。

然二者同中有异,其根本分野,在于立论根基与精神境界。

伊壁鸠鲁的快乐,立足于个体感官与理性算计,所求的是“静态的安宁”,依旧站在人的现世感受之上,有所取舍,有所规避。他的避世,是主动远离痛苦的环境,守住肉身与心神的安稳,格局止于个体生命的保全。

庄子的逍遥,则超越了苦乐的二元对立。伊壁鸠鲁尚在避苦求乐,庄子早已无所谓苦乐;伊壁鸠鲁依赖简朴的外物环境以求心安,庄子则不论身处穷通、祸福、生死,皆能内心自在,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伊壁鸠鲁是理性层面的灵魂治疗,庄子是直觉层面与大道合一的精神超脱,二者境界高下判然。

伊壁鸠鲁的宇宙观是机械的原子论,人与万物各自独立;庄子则以道贯通万物,物我同源,天人一体,个体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融入天地大化之中,这是西方快乐主义未能抵达的高度。

再就欲望论之,伊壁鸠鲁是“节制欲望”,区分必要与非必要,做理性的减法;庄子则是“消解欲望”,破除世人对欲望本身的执念,不止舍弃多余欲求,更放下对“安稳”“快乐”本身的执着,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不被世俗的价值标准绑架。

世人多误读伊壁鸠鲁为纵欲享乐,实则其学派最尚简朴;又多以庄子为消极出世,实则庄子并非厌世,只是不被世俗功利裹挟。二者同为乱世的精神自救,一西一中,相隔千年,却叩问着同一个永恒问题:当外部世界动荡不安,人如何守住本心,获得真正的自由。

而老子的无为治世、顺道理政,积极参与天下治理,承担公共秩序,这一点,恰与斯多葛学派入世履职、顺天守德的主张相合,又与庄子、伊壁鸠鲁的避世路径形成鲜明对照。

东西哲思,各有源流,而人心求安的本源,古今无二。伊壁鸠鲁以理性守身,庄子以道心逍遥,老子以顺道治世,斯多葛以德性担当,皆是乱世之中,人类为自身寻找出路的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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