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言为江南立传：论《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特色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8-22 19:10

作者：张奕

引言：作为“骨骼”的方言

近几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让一个地方“开口说话”的作品并不多见。寅者（沈寅）历时四十年打磨的《西津桥东津渡》，以其独特的语言实践，实现了这一文学理想。这部聚焦江南旧时光的长篇小说，自2025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修订版以来，便以“沉实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和“柔肠百结、气象万千”的叙述语言，赢得了范小青、王稼句等众多作家的赞誉。其中，深受关注、最值得深究的，是小说中的乡音、方言、俗语、民间谣谚的灵活妙用。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顾苏所言，语言元素“不仅是工具，更成为内容本身；不仅是风情点缀，更成为骨骼与灵魂”。

本文拟从方言的运用策略、叙述语言的质感营造，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三个维度，探讨《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特色，揭示这部作品如何以语言为媒介，让消逝的江南在文字中获得永生。

一、方言的“灵魂化”：从点缀到骨骼

1.1 吴侬软语的文学转化

《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其浓郁的吴地风味。修订版在初版40万字基础上扩充10余万字，“新增大量水乡生活细节、劳作场景与地道的吴地方言”，江南韵味愈发醇厚。而寅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方言词汇的堆砌，在于“平衡和把握方言与书面语之间的尺度”，“处处带着苏州话的味道”。

小说的方言运用克制的，又是无处不在的。茶客们在老虎灶边的闲聊，金驼子手中铝勺的敲击，阿三杀猪时的粗犷吆喝，老王会计对账时的自言自语，渔妇穿透湖雾的歌喉，六姑听见猪嚎的祈祷，金山妹晨曦中的骂街，黑小佬田间的呵斥——人物的语言，既保持吴语特有的音韵节奏，又经过文学的提纯，让非方言区的读者能心领神会。正如首发式上吴方言推广者贾珍以吴语朗读书中片段时，“韵味悠长，引人入胜”，方言在这里不再是阅读的障碍，成为了审美的媒介。

1.2 民间谣谚的结构性功能

小说中民间谣谚的运用，超越了单纯的修辞层面。那些“迷早糊黄昏”的俚语，“搬行家”婚嫁习俗的细致描绘，打墙人此起彼伏的夯号，棺材匠幽光微微的冷斧，舟楫短桨长橹的欸乃，不仅是地方风情的点缀，更成为叙事推进的重要元素，如同镶嵌文本中的文化密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起伏。

当茶客们在茶馆里“瞎三话四”地议论时，当金驼子小心翼翼地提醒茶客不要议论过火时，看似随意的口语，恰恰构成了小镇的舆论空间，成为连接百姓生活与政治风云的隐秘通道。方言在此刻不再只是工具性的交流符号，成为了权力关系的映射、人性复杂的见证。

1.3 方言作为“记忆的容器”

有评论者指出，小说中的方言运用“亦真亦幻，如在梦中”。这种如梦似幻的效果，恰恰源于方言作为“记忆容器”的特质。那些正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消失的吴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在小说中被精心保存下来，成为连接当下与过去的媒介。有读者所言，书中的方言与烟火气“一秒拉回儿时水乡”。方言并非怀旧的装饰，是记忆本身得以栖息的居所。

二、叙述语言的质感：于细节处见真章

2.1 动词的精准与画面的动感

《西津桥东津渡》叙述语言的另一大特色，是其动词运用的精准与生动。小说中描写阿三杀猪的场景，堪称典范：

“腾出右手的阿三，从脚边竹筐取出昏暗中也泛冷光的一把刀，用嘴衔着，瞅一眼厚木架下，挂了数滴菜籽油和细粒盐的大号陶钵，挪了挪，手执芦苇叶似的尖刀，凉刀背一正一反，猪脖子上批抹两下，左手使劲地捂住猪下巴，一胯顶住猪脑勺，右手的尖叶带斜一送、一旋，一股咸腥味、热辣辣、扇状的液体喷涌而出……”

一连串动词——“腾”、“衔”、“抹”、“捂”、“顶”、“送”、“旋”——如电影镜头层层推进，将杀猪的过程写得动感十足，如同亲见。“一股咸腥味”的点睛之笔，将读者拉入现场，感官全开。灵动的文字，既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遗韵，又有现代文学的细腻质感，体现出作者对生活观察的深入细致。

2.2 人物刻画的传神写意

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同样体现了语言的高度凝练。描写老王会计的神态：

“左手执单，右手握笔勾划，老光眼镜在鼻梁上滑动，抬眼看人，垂眼看账，低头看货物，夹在指逢间的半截香烟，青烟袅袅，一捉得空，圆珠笔夹耳朵，取烟穷抽一口，报数声起，即忙送香烟回账单下的指缝去。”

寥寥数笔，一个认真负责的老会计形象跃然纸上。“左手执单”、“右手握笔”、“眼镜滑到鼻梁下”、“夹在手指间的香烟冒着烟”——对账、看物、看人、抽烟四不误，人物不讲话，读者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工作氛围。寅者善于在人物的日常动作中捕捉时代的印记，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

2.3 景物描写的意象化处理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同样别具匠心。寅者将小河比作“城市的肠道”，这个精妙的比喻背后，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化的地理认知。小说中，水不是背景，不是点缀，是叙事得以展开的经络。第46章中，阿三杀猪刀子的“红”与广播里歌曲的“红”交织一起，暗示即将到来的风暴。文本中，景物不是静态的客体，是充满张力的叙事元素，与人物的命运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系统。

三、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江南的消逝与永恒

3.1 语言与地域的共生关系

《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小说的“骨骼与灵魂”，根本原因在于语言与地域的共生关系。小说中的吴地方言，不是外在于内容的形式，而是内容本身。方言词汇中蕴含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正是江南文化本真的呈现。

东津镇开茶水店的金驼子，自小在茶馆中泡大，“以前自家的，之后东家的，现在集体的”。这段文字不但点明了金驼子的身份，还通过“自家—东家—集体”的变化，浓缩了三个不同的时代。茶馆作为小镇的“消息中心”，其语言生态——茶客们的闲聊、议论、传言——构成了小说叙事的重要维度。当金驼子敲击铝勺提醒茶客“别瞎三话四”时，他的语言既是生存智慧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普通人赖以自保的处世哲学。

3.2 平淡中见深刻的语言哲学

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范小青在分享中指出，普通人的生活往往平淡的，不会每天面对惊涛骇浪，而平淡之中恰恰藏着时代的痕迹，《西津桥东津渡》正是通过细腻的笔触捕捉到了这些痕迹。这一观察精准地揭示了小说的语言哲学——不是用夸张的修辞去渲染戏剧性，而是在平淡的日常语言中，让历史的重量自然显现。

文本中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金驼子为昔日东家吴海源送水的一幕。当吴海源作为“地主兼资本家”被批斗时，金驼子“从佝着的胸前，掏出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放至舞台下，轻轻敲了下竹竿，向吴海源呶呶嘴”。这个动作的代价巨大的——人人自危的年代，对“阶级敌人”表示同情，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政治前途。作者没有说教，没有煽情，用平静的语言记录，让读者感受“暗流涌动”的力量。一瓶水的语言重量，胜过千言万语的控诉。

3.3 最后的江南：语言作为乡愁的载体

有评论者指出，《西津桥东津渡》封存了“最后的江南记忆”。那个曾经的西津桥镇，如今难觅踪影，两河交汇处的老房子被高楼大厦取代，青石板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茶馆里的吴侬软语被汽车喇叭声淹没。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语言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它为消逝的江南留下了一份文学的“死亡证明”，同时也为未来的江南保存了一颗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

正如作者在封底所写：“岁月的长卷幽深狭长，未来在目力不能及的地方，撷一颗良善的种子前行，或许比追忆更具意义。”《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正是一颗良善的种子。它让我们在追忆中看见未来，在消逝中触摸永恒。鲜活的吴语词汇、生动的民间谣谚、精准的动词描绘，莫不是江南文化血脉的延续。当一种涉及亿兆生灵的语种，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消亡，用文字将其凝固，本身就是一种深情的文化抵抗。

结语：让地方“开口说话”

《西津桥东津渡》的语言成就，在于它超越了“用方言写地方”的浅层追求，实现了“让地方通过方言开口说话”的深层目标。小说中的每一个词汇、每一种表达，承载了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气息与温度。正如顾苏所言，作者通过语言运用，“让地方本身以本真、富含生命力的方式‘开口说话’，成就了深沉、厚重、难以复制的文学之美”。

在这个意义上，《西津桥东津渡》不只是一部小说，成了一份关于江南记忆的人类学标本，一曲用方言谱写的安魂曲，一束穿越时间隧道的人性之光。当我们沉浸页间，与鲜活的生命相遇，仿若看见吴头越尾的水天一色、东津渡口湿鼻的腥雾；听见抽穗田畴的窸窸声、西津桥下汩汩的流水声；闻到老虎灶飘来的茶香和农家菜粥瘪子团的鲜润——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力量：它让消逝的永不消逝，让沉默的开始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