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思想星河中最具魅惑、最神秘难解的那一颗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7-29 18:38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星图中，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是最具魅惑、最神秘难解，也最无法绕过的存在。他隐于喧嚣之外，深刻影响了萨特、福柯、德里达、列维纳斯等一众思想巨匠，却始终留给世人一副模糊又深邃的面孔。

克里斯托夫·毕当所著《莫里斯·布朗肖传：不可见的伙伴》以近700页的篇幅，分六个阶段回溯了布朗肖的一生。这是法语世界最具分量的布朗肖传记，也是国内首部布朗肖传记，为理解布朗肖的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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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传记的第三部分，写到了一场改变整个法国思想史的相遇——1940年，33岁的布朗肖结识了43岁的巴塔耶。他们一个平和孤僻、谨慎隐退，一个狂放激烈、越界不羁；他们化身为彼此潜在的那一面，如同一个秘密的、沉默的和遮蔽的部分。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大量地、定期地出版作品；也是从那一刻起，一种超越了传统友谊与同胞之情的“无作的共同体”悄然诞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自本书。

“钦佩与认同”

布朗肖与巴塔耶的宿命相遇

文| 克里斯托夫·毕当

来源 | 守望者eye

对所有人而言，无论亲属、朋友、读者还是反对者，巴塔耶与布朗肖的相遇都被视为两种共同思想的必然相遇、两个因思想（写作）而受到威胁的生命的必然相遇、两种经验的必然相遇，这种经验涉及存在的全部，包括它的不确定、它的转变、它的无限敞开。我们可以想见，二人第一次看到对方、听到对方说话的那一刻便顿感惺惺相惜，如同出于本能，缓慢而剧烈，他们彼此关注对方柔和的声音，关注对方迷人、威严而神秘的在场，关注对方缓慢而精确的言语，永远在探索，不断在冒险，同时能够确保听众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冒险，即使这场冒险意味着走向死亡。

难怪布朗肖谈巴塔耶谈得最好：

这就是这种真实的言语给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言说是一种机遇，言说就是寻找那种“立即”无限的关系的机遇。

而谈及他们二人，他说那是“一种无声的呼唤，提醒人们注意应对共同言语的危险；也是对那份审慎的认同，唯有那份审慎得以道出一切；最后是一种暗示，暗示了一种通往未知的运动，两个被某种本质之物相连的人似乎不得不立即见证这一运动”。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

巴塔耶在谈到布朗肖时也表露过同样的想法：

他从不缺乏谨慎感，这让我渴望在他身边保持沉默。

他们总是表现出这份默契的审慎，而这份审慎只是小心翼翼地展现出他们的友谊。虽然他们经常见面（起先几乎每天见面），虽然他们信件往来频繁，虽然他们总是极其关注对方的健康和生活，但这始终不为人知，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在布朗肖写给巴塔耶的诸多语句中，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这份私密的、珍爱的、仿佛永远被珍爱的契约，布朗肖写下这句话时显然非常疲惫：

请放心，我们的思想彼此相近，有共同的期待，自从你我相识以来，我觉得我们始终都共享着这份期待。

他们化身为彼此潜在的那一面，如同一个秘密的、沉默的和遮蔽的部分。布朗肖仿佛是巴塔耶的消极状态（他平和、孤僻、谨慎的一面），而巴塔耶仿佛是布朗肖的激情状态（他的内在暴力、他的精神错乱）。也正是在这些不对称的交错中，在这些身体（这些皈依者的身体，也被称为“上级的”或牧师的身体，它们时而骇人时而缺席；这些四分五裂的身体；这些悖论的身体）的颠倒中，某些激情（对丹尼丝·罗兰的激情便是如此）才得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那样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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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了解在此之前将他们分开的一切，从故乡到父亲和家庭，从气质到学业，从或多或少井然有序、精心构想、公之于众的志向，到政治、美学或文学信念。虽然他们有共同的阅读旨趣（我们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洛特雷阿蒙或帕斯卡尔，想到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怀疑），但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对尼采和德国哲学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从纪德到莫拉斯，那些对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十分重要的作家并不总是会对另一个人的青年时期产生重大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否可以抗拒。尽管他们对获得认可的渴望被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放弃、阻碍、转移，但尤为不同的是他们面对公众和参与集体事务的方式：一个是记者而另一个是活动家，一个是日报编辑而另一个是奢侈杂志的主编，一个孤独隐退而另一个被秘密社团之谜笼罩。他们甚至连优雅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这种相遇、这种“钦佩与认同”的可能性，同样迫使我们思考布朗肖当时如何看待色情和神圣这两个巴塔耶思想和生活中的核心问题。色情一词在布朗肖笔下不如在巴塔耶笔下那样厚重、频繁出现，但其隐蔽的在场却可能会显得惊人。至于巴塔耶的超道德和无神论立场（上帝接受邪恶、淫秽、缺席），布朗肖在1940年底已准备好理解它们。1941年秋，他准备读《爱华妲夫人》，准备为之“震惊乃至沉默”，并“让（巴塔耶）明白，这样一场相遇对（他的）生活而言足矣，正如写下它对（巴塔耶的）生活而言也已足够”。虽然色情在布朗肖的笔下缺席，但或许布朗肖最把色情奉若神明，他抹消了小说中一切过度的形象化，以便谈论其非共通性和距离。所以布朗肖至少有这样一点不同之处：色情想必无法暂时缓解他的孤独，也无法暂时缓解因得知自身局限性而产生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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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之处十分重要，常常对巴塔耶有利：他的思想经历了更多考验，更加多样化，有一部分已经落笔成文，政治上清醒、坚定，且经历了公开交锋（与布勒东论战、主办杂志、主持社会学学院）。但是布朗肖的隐退、不确定、失败感和绝对的缺失，就像他们二人对彼此的极度殷勤和无限关注中所呈现的那样，也让巴塔耶愉快地感受到书籍、金钱和权威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因被清醒地批判而变得越发必要。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 – 1966），法国诗人、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

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从他们遇到同样的自我缺席、同样的书籍缺席、同样的贫困、同样的难以平静的那一刻起——巴塔耶和布朗肖便大量地、定期地出版作品。巴塔耶太过绝望、专横，不像个哥哥（即便他和布朗肖的姐姐一样大），又不够年长、不够强势，不像个父亲，所以43岁的巴塔耶为33岁的布朗肖提供了一种友谊和共同体的新模式，脱离了犹太教的友情，也脱离了同胞之情。让吕克·南希四十年后所谓的“无作的共同体”很可能在此时就已诞生，诞生于他们过往作品共同的虚妄中，诞生于对当下的绝对绝望中，诞生于思考一种超越一切有限性、超越共通性、超越虚无的共同体形式的必要性之中。

因为他们，也许诞生了历史、生活以及友谊思想的新篇章。当然，这是他们两人的专属友谊，甚至连至亲和密友也难以分享；但从事后来看，这份友谊并不建立在即将到来的哀悼之上，也不建立在庆祝之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活着的人已经死了，向死而死，向彼此而死。如果“甚至要通过爱死者的可能性才能决定某种爱”，那么这种不可通约性就已经成为存在的必要条件：被爱之人是，也必须是“无魂之人”。

“事实上，一切发生，就好像人拥有一种死亡的能力，远远超过他进入死亡所需要的能力”，布朗肖后来写道。这种能力的差异，以及从死亡中获取的能量的差异，供这位朋友取用，为这位朋友而消耗。所以不会有完整的哀悼、悼词。死后的致敬（这一致敬将由布朗肖负责）绝不是要召唤死者复活，而是一种生者对死亡的在场，一种——在言语中，在极限上，在沉默的边缘——既死又生、既生又死的在场。友谊不再是智慧之道，而是非知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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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爱人先于被爱”，德里达写道。我们必须虚构巴塔耶和布朗肖的初次相遇，并据此来试图解构这一运动。初次相遇时，他们彼此都能够因为对方死亡的部分而爱对方，这个部分既在凝视之中，又超越凝视，它是见过死亡（洛尔、死刑判决）的人的部分，是知晓死亡中蕴藏的不可转让之禀赋的人的部分，是知晓“不经历便不成其为友谊的灾难，位于友谊中心的灾难”的人的部分。他们俩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那句“我的朋友啊，世上根本没有朋友”，都知道根本没有朋友，因为死亡这种不可能之物阻止了友谊。但他们也知道，任何可能的友谊，在可能的尽头，都是超越友谊的，就像任何可能的文学都超越文学，尽管它是被迫的、受限的。

“友谊：对没有朋友的陌生人的友谊”，布朗肖写道。这是一种直接的友谊，是与对方未知部分的友谊，是与未知部分的对方的友谊，这部分所有人都看不见，其他任何朋友都看不见，却为这位新朋友、这位超越朋友的朋友所知。这份为他而死、为他而写作的友谊给予了他们一种彼此取代、彼此托付的能力；它是思想的救赎、传递、陪伴。这份不寻常的友谊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断言。对那些认为死亡是共同体中的根本性事件的人来说，每个人的死亡都在每个人身上创造了一个属于那些没有共同体之人的共同体，一个超越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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