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王红卫、老袁、罗丹妮对谈：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7-07 01:27

对于很多人而言，认识胡迁是通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再之后，是2017年秋天他的离世。如此年轻，如此猝然，让人惋惜。

时隔9年，单读对胡迁的全部文字作品进行了整理、增补和修订，集成《胡迁作品全集》，共7册，包括短篇小说集《大象席地而坐》，中篇小说《大裂》，长篇小说《小区》《牛蛙》，诗歌《坍塌》，剧本《天堂之门》，以及收录了他去世前最后一批作品的《抵达》。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好像再一次感受到了从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所感受到的，那种“完全的安然和如此的不安然”，两种不同的面对世界的姿态，就那样并存着，而这多么准确地表达了置身当下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所切身感受的——“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游荡，度过这种姑且还活着的时间……”。

在这本书的新书分享会上，几位嘉宾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胡迁的“真实”——

与他素未谋面、仅通过作品认识他的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提到，胡迁作品里“那种白描的调子、大量的对白，……就好像是一种灵魂侧写。”“他不是给我们勾勒了一个灰暗的世界，而是勾勒了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体验”。

他大学时期的老师、电影监制王红卫提到，能给某一个代际、哪怕是给某一代人里的一群人，留下一个画像的东西是很少的，而胡迁就是做了这样的作品，他“没有任何除了真实描摹这群人之外的企图”，这也是王红卫所认为的胡迁的电影和写作的价值，也是他希望胡迁的作品能够在未来被证明的价值。

而作为和胡迁同窗四年的大学同学老袁，在她所回忆的关于胡迁的点滴中，可以看到，胡迁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非常难得的、纯粹的创作者，他太早就有了自己非常强烈的好恶，“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他不喜欢的”，他享受那些创作中仿佛“天上掉馅饼”的时刻。

透过《胡迁作品全集》，他的书写，我们将一次又一次验证那个从电影《大象席地而坐》里感受到的胡迁，而这些作品，是他以己身在这世界试炼一遭，全部地留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知道自己并非一人的东西。

以下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NO. 224，联动这本书的出版方单读、中信出版集团，以及中信书店，共同举办的分享会的对谈回顾，有删减。

对谈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罗丹妮、王红卫、老袁、戴锦华。（中信出版社/供图）

嘉宾| 戴锦华、王红卫、老袁、罗丹妮

整理 | 张瑶

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

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

罗丹妮：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把大家聚在这里。《胡迁作品全集》终于出版了，终于有机会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早我们开始准备出胡迁的书，是在2021年的5月，已经是5年前了，这可能是我经手时间最长的一部原创作品。在这几年里，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一个编辑，我也感到能让读者和出版方花这样的努力和投入去阅读一位原创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胡迁作品全集》

作者:胡迁

版本:单读 | 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2月

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尝试合作推进这套书的出版，当时甚至连封面都做了，我们非常感谢文艺社的编辑和编审老师，我现在还收藏着当时终审老师写下的话，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编审。他说，他看到一位29岁的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他身上是有悲悯之情的，那并不是黑暗，他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困境，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认为，我们出版《胡迁作品全集》非常有意义。后来，到了2025年5月的时候，我们在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下，最终推进了这套书的出版进程。

在活动的开始，想先请几位老师讲一讲你们跟胡迁是什么时候认识，有过什么样的交往？

戴锦华：胡迁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看的时候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导演已然离开我们了。后来，我收到了这套书的试读本，除了诗集以外，大部分都读完了，完全是通过作品走进了一个很有才气的艺术家的世界。

你会感到，这些书就像是他用生命最后凝聚或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但同时你也感到那个生命的逝去，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会再是他，你也抓不住他。

上了年纪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种痛让我很愿意坐在这里，如果有一点用的话。

老袁：我是老袁，是胡波（注：胡迁本名胡波，写作时使用“胡迁”的笔名）的同学。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胡波一直在创作，他创作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所有人想象得都要长。这次我拿到这套书，看到了那么多的作品，被他的创作力和才华震惊了。

罗丹妮：你跟胡波是哪个阶段的同学？

老袁：我们是大学同学，从2010年到2014年。

罗丹妮：刚才在活动开始前，王老师说“能不能把这个（指大象摆件）放在桌子上”，我说这是不是有什么故事，王老师说，还是不要讲了，太矫情了。但我还是想请他来讲一讲，希望作为真正跟胡迁有过一些交往的师长、朋友来聊一聊他。

王红卫：戴老师是我的老师，是我上电影学院一年级时给我上课的老师。老袁是我的学生。我们今天其实是师生三代人坐在这里，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这套书做一个介绍和分享。

我和胡迁最早认识是在2007年，那年他就报考过我们学校，当时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每年来考试的小孩很多，但他是那种只要你见上一面，就肯定记得住、肯定不会忘掉的学生。那一年，他最后没有考上，很遗憾。

后来到了2010年，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档案系有一个主任教员制度，就是每个班会有一个带班老师，从招生到毕业一直管这个班级，至今还有这个制度。胡迁的带班老师是我们系的张建栋老师和姜伟老师，当时招生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专门就胡迁是否应该招进来、以后学习上可能会有什么问题讨论过。最后是那两位老师更坚定地要了胡迁，所以，2010年入学后，胡迁和老袁成为同学。毕业之后，他开始走上社会创作，参加一些影展，有时他会给我看他自己写的剧本。我们就变为了我和一个青年导演之间的那种关系，一直到他离世。

这只大象是我昨天晚上突然想起来的。2018年，《大象席地而坐》入选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论坛单元，并拿到了论坛单元的特别提及奖。就是在那次柏林之行中，有一天我和施一凡一起去柏林的跳蚤市场，偶然看到一个小摊上有这么一只象。小摊上摆着各种各样的象，只有这一只是坐着的。很少见到这种姿势的大象玩偶或雕塑，我就赶快买了下来，我们俩还找了一个台阶，把它放在那儿拍了照，怕不小心弄丢。既然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活动，我就把它带来了。

罗丹妮：各位老师，当你们看这套书的时候，觉得胡迁和你想象中或者现实生活交往中的样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老袁：我觉得通过这套书我好像和他走得更近了。胡波比我们大一些，读书的时候，他总是开很多的玩笑，印象最深的是他骗我们班一个年纪小一些的女孩，说他在济南老家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对很多细节的描述都非常清晰，比如尿布的价格，养孩子需要付出的精力，把我们那个同学骗得团团转。

那时候，我觉得胡波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诚实，他的诚实不一定是对生活，而是在创作中非常诚实，有些时候面对他的诚实，我才发现我对他其实有很多误会。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套书的灰色，或者说消极的一面，可是我重新看的时候，我总是能回忆起我们读书时他幽默的一面，他有很多敏锐的观察，有一些对现实生活的戏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书里寻找这种东西，这让我想到我们读书时一些快乐的时候。

王红卫：刚才老袁说胡波的这个段子，让我想起另一位导演，很遗憾也是已经离世了，万玛才旦导演。他是北京电影学院2006年导演系的硕士，那是我们招的第一届MFA（Master of Fine Arts，艺术硕士），他们班招进来的都是已经有自己作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他们班的同学跟我说，万玛给他们讲了好多藏区的事儿，其实全是他编的。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只比我小一岁，就是逗逗这些弟弟妹妹。他们不熟悉藏区的生活，也不熟悉他，他就会拼命去编故事。

我觉得这两个事儿很像，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很简单，就是他们是天生爱讲故事的人，文如其人。

我跟胡波算是熟悉，但是又不像老袁那样有四年朝夕相处的经历。我对他的了解，更多是作为一个老师、一个所谓前辈去判断。从这个角度讲，从我第一次见到胡波，感觉到的那个人，也是后来不停去验证的那个人，通过这些文字，他把那些你感觉得到的，但说不太清楚的东西更加完整地披露给了所有人。

戴锦华：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叫作“我们究竟会抵达什么样的地方”。我心情很复杂，因为我感觉如果把胡迁所有作品放在一起，他表达的就是：我们甚至不该期待我们能够抵达。但是，他的这种“完全不可抵达”，甚至曾经并未预期抵达的叙事调子，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并没有达成一种“这个世界没有出路”或者“我们陷入绝望”的结论。

这并不是因为他在作品当中承诺给我们一些可能性，而仅仅是作品中那种无所不在的焦躁不安。他有一种极端焦躁的情绪状态，让你觉得他用那种非常白描的方式，描绘的非常日常化的小场景不能够被接受，或者说没有被写作者接受。但是这种不接受本身并不同时意味着他有一个梦想。他作品当中那种白描的调子、大量的对白，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说”“我说”“他说”，有些段落写得非常漂亮，对白本身非常精彩。我甚至想用文学的语言说，这好像就是一种灵魂侧写。那种对白把这些人的灵魂状态非常简洁地、白描似地勾勒了出来。而且这种简洁感中，还包含了绝大多数类似基调的当代写作中所没有的一种状态。在那些类似的写作中，主人公总是有某种和自己的对话，一种对自我的倾诉，或者对自我的辩护。胡迁的作品中没有。

就是这种完全的安然和如此的不安然，构成了他世界的一种调子。我没有机会在他生前见过他，我觉得这和我从《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当中感觉到的东西非常像：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游荡，度过这种姑且还活着的时间，我们不满意，但是我们不可能去想象还有别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的作品灰暗，没说错，但其实又说错了，他并不是给我们勾勒了一个灰暗的世界，而是勾勒了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体验。这就是我在他的作品当中感到的，你也许在其他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当中读到过，但他的作品有一种纯粹，是我没有读到过的。从文学或者文字本身来说，你可以说他的作品因此获得了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表达，有某种文字的灵动。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2018）剧照。

罗丹妮：老袁，我听说你一直没有勇气看《大象席地而坐》这部电影，能说说是为什么吗？

老袁：胡波走了以后，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和消息，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种符号。那些文章、那些消息，让我有些混淆，我不太清楚他们口中说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认识的胡波？他们说的胡波生前的状况，到底是左右逢源，还是走投无路？我心里一直很困惑。

所以，我之前不想看他的电影，因为对于我来说，胡波的身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不是什么著名导演，也不是什么早夭的天才。但我现在放弃了这个想法，完全是因为读了这套书。因为我发现，对胡波来说，他的创作、他的虚构，他虚构出来的世界，可能比他真实可考的人生，更能概括他这个人。对他而言，虚构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的能把这套书完整读完的读者，可能会比他的同学、他的朋友，更了解真正的他。我现在不排斥去看这部电影了，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到电影院去看《大象席地而坐》。

他用他的生命留给了我们

这样一个东西，这才是他的印痕

罗丹妮：我也想问戴老师和王红卫导演，你们平时也接触了很多青年作家、青年导演，在你们看来，胡波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尤其是在对创作的理解、文学的表达上。

戴锦华：今天我想很真诚地和大家说，我不希望因为胡波没能活到而立之年，我们就特意在电影史或文学史上给他安排一个位置，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作为死者的他，而是作为青年导演的他——那个拍了《大象席地而坐》的青年导演，作为青年作家的他——那个写了这么多本小说的青年作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去阅读他、定位他的意义所在。

而且，我们每个人从他作品里会读到不同的东西。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并不是想体会作者，而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经验被触动了，才会开始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他笔下的角色是什么关系，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天才作家的虚构和想象，在什么意义上他在写现实，在什么意义上他在构建一种对世界的印象。

对我来说，读他的小说时，会想起很多作家的名字。这种想起不是认为胡波在向他们致敬，而是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他的文字召唤出了我对其他作家的阅读记忆。读到他的对白时，我会想到海明威；读到他笔下人物的那种生命状态，感受到他们就像某种游荡的魂灵时，我会想到契诃夫，想到契诃夫作品里的那种调子。但仅仅是想到，他们并不一样。

而胡波的这些作品我会愿意读下去，会觉得有所感悟，是我感受到他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素描，那些一则则的侧写、一则则的素描，都特别真实。他让我想起那些作家、那些时代，却又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不是他们。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他不是底层，但显然也没有成功跻身中产；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被众人追捧的天才艺术家，但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他是一个感受性非常强的人，而且对自己使用的媒介——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都有强烈的追求，他热爱这个东西，并且拼尽全力去追求。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2018）剧照。

说实话，胡波最让我感到心痛的，是那种窒息感，那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的作品里没有愤怒，他的写作之所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恰恰在于他的不愤怒。愤怒是一种能把你推向行动的强烈情绪，如果我们有愤怒，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在谋求某种改变。但胡波的作品里，没有这种情绪基调。

他作品里的基调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梦想什么，也不相信别人承诺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不是不相信，甚至可以说，在胡波的世界里，那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他写那些暴力、黑暗，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常态去写的，那些完全没有意义、无法分辨的日子，是我们世界的现实，是我们无法逃离的现实。其实说“逃离”也不对，因为逃离需要有一个外面的世界，而在胡波的世界里，没有外面，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是这个时代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写实。我阅读出的是无力，但它并没有被表达为无力，而更多的是一种状态，一种样态。所以，在阅读中，我确实会想起很多东西，但最终他还是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胡波。他用他的生命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东西，这才是他的印痕，而不是他死亡本身。

王红卫：读胡迁的作品，我感觉他就是在写自己，他不再试图说“我作为一个作者，去模仿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形式或一种写法，去学别人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会想着这样写会好卖，或者这样的故事更好卖影视改编权，或者这样容易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成为一个被别人认为很好的作家。这些，他都没有。

正因为这样，他写出了刚才戴老师说的那个时代，一代人中的一群人。这非常难得。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我们的电影，这么多年起起伏伏，但真的能给某一个代际、哪怕是给某一代人里的一群人，留下一个画像的东西很少。

这让我想起，1987年，我刚刚学了半年电影，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的春节去广州，在那看到了关锦鹏的《地下情》，彻底震惊了。回来之后，我一直跟我的同班同学讲这部电影，而至今，这部电影也是关锦鹏导演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其实不为别的，就是他拍了他那个年代的香港拍得特别淋漓，特别透彻，撕开了所有所谓温情脉脉的东西，没有任何除了真实描摹这群人之外的企图。这种东西很少见，而胡迁的电影和书，在我看来的价值，也是我希望能够在未来被证明的价值，就是这个价值。

老袁：刚才红卫老师说的，让我想到了很多往事。我一直觉得胡波有一个跟我们所有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相信红卫老师也会同意，就是不管是学电影还是学文学，刚开始你总会去模仿，而且会有一个标准，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我记得我们刚读书的时候，红卫老师就说：“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好的但是你不喜欢的，要学会作区分。”

我觉得，胡波很早就有自己非常强烈的好恶，他是一个有自己强烈好恶的创作者。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他不喜欢的，也知道什么是大家都喜欢但他觉得坏的，他不会妥协。这在他的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

创作的回馈在他看来就是天上掉馅饼

罗丹妮：胡迁有很多作品，你们印象最深的或者对你们触动最大的是哪部？

《胡迁作品全集》单册封面图集。（中信出版集团/供图）

王红卫：对我还是《牛蛙》和《大象席地而坐》。我看《大象席地而坐》的小说的时候，觉得里面有一段话特别能体现他的个性，体现他对世界、对人、对自己的某种裁决，某种预判。就是——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钩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这一段特别重要，他写大象怎么样，感觉大象会踩你，把你踩碎。然后在临死的时候，又听见什么人过来。就是这一下的力量，里面蕴含着他自己的某种价值、某种对世界的态度，这是我在这部小说里看到的、最能体现他特质的地方——别人根本不会这么写，不会这么构思，不知道这段文字从何而来。

另外《牛蛙》，这里面的意象特别强烈：闸口一打开，粪水就会淹没整个城市。他一直围绕这个意象去写，在我们做电影的人看来，如果你有无限的可能去拍所有电影，就会特别想把这种东西拍成电影。就像戴老师说的，在这部小说里你会看到、感受到那些无法言说、无法概括、无法贴标签的东西，电影就应该是这样不能贴任何标签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种不能贴标签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才把它称之为电影化的、有电影感的东西。而《牛蛙》整个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大型的气球。

老袁：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堂之门》，这本书收录了胡波所有的剧本。剧本是有点特殊的，因为对于文学作品，小说的完成品就是文字，但剧本其实只是电影的一部分，不是电影的完成品。我虽然还没有看《大象席地而坐》的电影，但我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剧本，发现他在里面有很多对视听的想法，他的台词、他的调度，其实都已经在剧本里写得很清楚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导演阐述，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清晰、准确又简洁地讲了他的审美，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他想表达什么。即使是非常非常小的细节，他为什么要拍那些细节，他都用了心思，并且有自己完整的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创作者的标准，他不是跟风，不是凭感觉，每一处都有他想表达的东西在里面。

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说，创作的回馈在他看来就是天上掉馅饼，有呢，就高兴一会儿，没有也无所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挺受触动的，我觉得他是真正非常认真，也非常虔诚的创作者。

戴锦华：我当然是先看《大象席地而坐》，因为知道胡波是导演，接着偶然选择了《大裂》，最后把他的作品基本都读完了，但还是觉得这两部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因为我读他一些作品的时候，会觉得那更像是导演的文学手记，他并没有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小说来书写，更像是在为未来的电影做的速写、素描。

而《大象席地而坐》和《大裂》，让我感觉他是在认真地写小说，认真地经营文字，认真地考量篇章结构，包括那种最终让我们无法把握其意义的效果——我们读完会觉得“这没有表达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这本身就是他对“意义”的表达结果。我刚才说到的那些感受，其实都是从这两部作品里获得的，那种特别强的文学性，只有在这两部里能感受到。

我第三本读的是《抵达》，读《抵达》的阅读经验比较复杂。我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萌了死志之后开始写的作品。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才开始理解这部作品当中的某种仓促感，当然也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触动。

罗丹妮：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大裂》和《小区》，但我特别惊喜、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他的诗集《坍塌》。因为这本诗集之前没有被出版过，而且很特别——我们在他之前的小说或者剧作集里，能感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精神情感矛盾，比如窒息的绝望和无力，而他的诗里，有时候又会出现非常温暖、光明的东西，这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

我最喜欢他诗集里最后的那首《南极光》，这首诗让我看到的胡迁，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丰满的作家，所以这本诗集我特别推荐给大家读。

胡迁诗集《坍塌》里的最后一首诗歌《南极光》。

这是野地上的植物所表现出来的

那种蓬勃的生命力

罗丹妮：胡迁的作品好像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就是跟当下的现实总好像有某种呼应，让人觉得他叩响了今天的某个问题。所以想请大家都分享一下，就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讲，胡迁作品中哪些点是现在的年轻人会特别有共鸣的？

老袁：我最近在重看他的书，有两个短篇印象特别深刻，其中一篇是《羊》，在里面他写了很多复读时候的事，还有在职校的一些经历，这种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看的，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他对那种日常的磨损和日常的绝望，一种很精准的捕捉。

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也弥漫在我们周围，而这种共鸣不是说因为有预言性，而是他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过读者，也没有想过要和谁产生共鸣，但正因为这样，他足够诚实，所以才会有共鸣和当下的感觉。

王红卫：胡迁所表达的，或许别人也能感受到，但有某种规训，让他们根本不敢想、不敢说那些事，或者他们的感知已经变得钝化了。而这些被一个作者捕捉到、说出来，可能在三年、五年、十年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变成这样子了。这不是因为有某种神力，而是我们之所以还承认有“作者”这样一种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戴锦华：我没有读出预言性。我觉得他的作品很实在，不是说他预言了我们的明天，而是他书写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

我们说胡迁说实话、敏感、写自己，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朴素的前提，就是他不是在我们既有的文学体制内写作。这些年来，每个艺术行当都越来越机构化、体制化，这会带来一种无形的规范、一种规训。就是你要“入圈”，但胡波，无论是《大象席地而坐》这部电影，还是他的小说，离圈都还很远，所以他还是野生的，保持了一个野生的状态。他写作、拍电影，是因为我想写、我想拍，我想表达、我想记录，我想用我自己的嘴唇、舌头去说话，是出于一种很真诚的冲动——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

这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最宝贵的。我们有一些新的本土作品，在技术上、在广义的艺术上做得不差，但它们缺了最起码的那个东西——我有话要说，我不说不行，我不说我太难过了，而且因为我有话要说，所以我要你听着，我有话跟你说。我觉得很多作品没有这种冲动。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导演，太从容地在独白，说出来的话挺好、挺到位、挺精致，但没有那种要表达的冲动。而胡波的作品当中，这种“有话要说”的冲动特别强烈。当然，“有话要说”也是“我说出来让你看见我”——你们都看不见我们这样的人，看不见这个小区，看不见这些复读生、职校的学生，你们说来说去都是211、985，说艺考的时候怎么出类拔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愤怒，或者一种不一样的饱满。我们说他的真诚，就是因为他只是出于这份冲动，去书写、去记录、去表达。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个性、独特风格、真实、忠诚，但同时我想特别朴素地说，这是野地上的植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

我想大家明白，我这不是在贬低他，而是想弄清楚，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他的文学写作、电影创作的这种不一样的特征。我觉得很多人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真诚、这样的勇敢，但当我们开始被游戏者带进游戏当中，就会在规则里、在获胜和攻略当中，慢慢失去原本拥有的这些力量、这些感受、这些冲动。

我想我会在未来不断地

重新拿起他的书，重新去读

罗丹妮：胡迁的作品被标签化更多的都是比较痛、比较沉重、比较严肃。而今天，好像大家经常会给我们一个反馈，就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这样的作品，让我们觉得更艰难，或者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几位能否从创作的角度谈一谈，我们今天读一些这样提示现实的作品，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地进入自己的不舒适区？

老袁：我想从一个“不创作”的角度来说说，讲一个我跟胡波的小故事。毕业大概两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胡波聊天，我追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回复说，他的狗生病了，现在要带狗去看病，他很痛苦。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愤怒，因为我觉得他在回避我的问题，不愿意回答，所以找了一个借口。因为生气，我当时也没有再问他“你需要什么帮助”，或者“你的狗怎么了”之类的。那个聊天就那样悬置在那儿了，后来我们再聊天，好像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后来，在他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因为很疲惫，就打开了《牛蛙》的试读本——他之前寄给我的，但我一直没看过。我打开之后，随手就翻到了后记，后记里面，他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那只叫“马修”的狗。他去买狗，想让狗陪伴自己，结果买到了一只病狗，他不仅没有得到陪伴，反而增添了很多痛苦，他详细写了陪伴那只狗期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看到那些之后，我情绪实在是有点崩溃，大哭了一场。我可能没有办法站在一个高处，去跟任何人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读书，或者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读胡波的书。但这本书对我自己的意义，至少是让我知道了真相——我至少知道他当时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我在重新理解他，与此同时，也从他的书里获得了一些抚慰。就凭这一个原因，我想我会在未来不断地重新拿起他的书，重新去读。

戴锦华：这件事是没法告诉别人的，没法告诉别人“你必须看这部电影、必须读这本小说”，尤其是当我们说“你得买票进电影院，得买全集套装回家”的时候，不管我们讲出什么意义，都没法让本来不想买的人去买。

但是，有趣的文学也好，严肃的电影也罢，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只有看过、读过的人才能真正知道。不过我倒觉得，对于胡迁来说，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会买他书的人，最后在他的作品里，会遇到我们这次活动的标题——我们究竟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点像咒语、魔圈一样的结构。就像我们今天，下着雨、天这么阴，大伙在周日晚上坐到这里，听我们聊胡迁。

对于这些人，其实不需要我们告诉他们“如何读胡迁”“在胡迁的作品里能得到什么”，但他们来这里，他们读胡迁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追问，而这恰恰是胡迁不回答的。正因为他不回答、没有答案，才让我们觉得，我们正是为了这份追问去读文学、去看电影、去聚到一起讨论。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整理：张瑶；编辑：Lynn；校对：杨利。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