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作家杨本芬，为抄袭道歉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2-28 15:10

近日，“鉴抄”博主“抒情的森林”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指出八旬作家杨本芬的《秋园》《豆子芝麻茶》《浮木》等作品中的个别段落或语句，与王朔、霍达、朱自清、余华、约翰·格里森姆的作品存在较高相似性。

2月26日，杨本芬在社交媒体账号“杨本芬和章红”上发文回应抄袭争议。杨本芬说：“现在我明白，一个作家是不能用别人文字的，哪怕一句也不行。这个回应首先是道歉。”

杨本芬在回应文章中附上了几本年代已久，已翻到破烂的摘抄本的照片。她坦言，自己六十岁才开始有写作的念头，阅读是她学习写作的唯一途径。和许多初学者一样，她养成了在阅读时摘抄“好词好句”的习惯。“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有时它们便会跳出来。有时候觉得别人的表达更妥帖，便也用到自己笔下。”

针对网友指控的抄袭一事，杨本芬对喜爱她的读者和被冒犯的作家都表达了歉意。她说：“袭用别人的语句是违背写作伦理的，现在我懂了这个道理。”她感谢读者对她的尊重与喜爱，亦感谢作家们的杰出作品给予她的文学滋养。

不过，杨本芬也坚持认为，自己的故事来自生活，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在个别的地方我用到了别人的句子，但它们依然是我的小说。”

回应全文如下：

一个回应

六十岁时我开始冒出写东西的念头。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没有从事过任何与文学有关的工作，阅读是我学习写作的唯一途径。我读手边能找到的一切读物，像个小学生一样勤勉地抄写好词好句。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有时它们便会跳出来。有时候觉得别人的表达更妥帖，便也用到自己笔下。

我一直崇拜作家，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作家。从冒出写作的念头起我一直在写，没有存发表的奢念，只是写给自己看，想留下生命中那些人和事。就这样陆续写了很多文字，写下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在二十年后意外得以出版，必须说大部分内容是过去就已完成的，出版时我做了一些修改，但有些借用的语句已经遗忘了。当然，无法以遗忘做全部的理由，之后遇到写作卡壳的时候，我也会去翻翻摘抄本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现在我明白，一个作家是不能用别人文字的，哪怕一句也不行。这个回应首先是道歉。袭用别人的语句是违背写作伦理的，现在我懂了这个道理。我向被冒犯的作家表示真诚的歉意，谢谢你们给予我文学滋养，我也确实因此获得提高。但把一些语句融为己用，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不起。

我也向读者表示歉意。我不能保持沉默，必须给世界一个交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灵才能获得安宁：谢谢你们曾经对我的尊重、喜爱。谢谢你们为我的作品付出的感情。让你们失望是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但已经做错了，请原谅。

最后，我仍然想说：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在个别的地方我用到了别人的句子，但它们依然是我的小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会被视为辩解，但既然决定坦诚说出事实，也需要说出我心中的这个事实。我还是庆幸自己一直很努力，才写出这些作品，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印迹。不完美，但它们是我的。我把部分摘抄本附在这里，见笑了。

杨本芬

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后从某汽车运输公司退休。花甲之年开始写作，自2020年起，连续出版《秋园》《我本芬芳》《浮木》《豆子芝麻茶》等著作。

南都街谈：

杨本芬为抄袭致歉，拒绝“袭用”应是作家的精神洁癖撰文：韩浩月

近日，网友发布对比图，指出畅销书作家杨本芬作品中的部分段落，与余华、王朔、霍达等作家的作品呈现高度相似性。对此，杨本芬进行了公开回应，承认袭用他人语句，并向涉事作家与广大读者致歉，同时表示“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

杨本芬出版有《秋园》《豆子芝麻茶》《我本芬芳》《浮木》等作品，在写作出版圈的影响力已使其成为公众人物。面对网友所指出的抄袭行为，她的回应速度和基本态度，体现出一定的责任感和处理舆情的能力，在诸多面对抄袭批评却一直保持沉默的同行面前，杨本芬的反应，起码有着直面问题的勇气。

当然，这份诚实也与网友提供的证据有一定的关系。就网友晒出的多幅对比图来看，“袭用”部分的确已经超过了模仿、借鉴、化用的边界，对此承认与否，都不影响读者的判断。对于“袭用”他人作品，公开回应并道歉，意味着要承担让读者失望、图书销量受损、被出版业拒绝等风险，但如果就此能推动写作圈、出版行业对抄袭行为提高认知，继而让抄袭逐渐消失，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因而，杨本芬致歉的真诚度，直接决定这一行为的价值与影响大小。所以，从杨本芬以《一个回应》为标题的致歉信中，读者除了接收到“抄袭属实”这一基本信息外，读到其他的观点与理念，才决定了这份文本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认可。从既往事例来看，如果除道歉外，还有着支撑度不足的辩解，以及有形无形的责任推脱，那么即便这份文本的质量尚可，也难免被划归为“危机公关”。

在《一个回应》中，杨本芬叙述了使用“摘抄本”的经历与心理过程，“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有时它们便会跳出来。”“当然，无法以遗忘做全部的理由，之后遇到写作卡壳的时候，我也会去翻翻摘抄本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这样的描述，容易被认为是“无意识抄袭”，但写作作为一项丰富的、细致的、系统的精神活动，“无意识抄袭”很难出现字词语句匹配程度如此之高的“机械化复制”。

杨本芬还表示，“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如果说对于摘抄内容的使用，还属于技术层面的“袭用”的话，那么杨本芬后面这句对于“故事-生活-生命体验”这一写作逻辑的解释，更表明，作品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抄袭。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不可代替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写作的神秘魅力所在，它可以帮助作家超越生活的雷同与故事的重复，让作品显现出独一无二之处。如果说作家的“生命体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那么，别的作家与作品的生硬介入，就是这个“有机体”上的刺。作家的写作，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作品的“有机体”上，出现来自外界的刺，这是一种写作洁癖或者说是精神洁癖，但这一洁癖存在作家那里，天经地义。

为了保护写作的自我特征与个性化表达，作家在创作时会为作品注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气质与密码，这种气质与密码有时候作家自己也无法解释，当一名作家在呈现出哪怕只有短短一两百字时，辨识度就已经形成了。经典作家会将这一辨识度完整贯穿于作品里，而不会容许任何来自别人的成果伤害到自身作品的完美。多年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外作家将此当成共识，无需强调。

所以，杨本芬的致歉，给那些同样被指出抄袭的作家做出了榜样，但杨本芬的确也要对自己的致歉文本进行再次审视，致歉无需过多的字数与过多的解释，有时候干脆利落、直面事实核心，并给出坚定的改正态度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