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叙事的起落与逸散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2-24 05:39

曾念群

《飞行家》剧照

一、二月影市迎来由双雪涛两部小说改编的“双子星”同台对垒：一部是鹏飞执导的《飞行家》，一部是董子健的导演处女作《我的朋友安德烈》。作为80后东北文学的代表人物，双雪涛擅长以青春叙事与城市乡愁为笔触，尤其聚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代乡愁，作品中屡见颓败的父亲形象。早前改编的《平原上的摩西》如是，如今的《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更甚。

梦想的起飞或者坠落

总体而言，两部电影的改编都在及格线上，非要决出个高下，《飞行家》的改编和完成度比《我的朋友安德烈》高出一筹。

《我的朋友安德烈》以刘昊然饰演的成年李默奔丧囧途视角切入，重新审视一段无法释怀的童年悲剧。故事在成年当下和少年回忆两个时空反复跳转。穿插叙事本就容易造成节奏的混乱，加上成年李默囧途一线过于干巴，使得原本拍得入味的少年戏跳进跳出，始终无法从成年戏找到好的支点。尤其是成年戏的前半程，为了营造成年安德烈的悬念，人物的情绪和台词一度疙疙瘩瘩，直到在路边餐馆“解扣”，才勉强理解人物这一路的行为逻辑。问题是，就算后补“理解”，这一路的干巴已难以挽回。

这一结果与改编的叙事调整密切相关。小说从李默父亲葬礼切入，轻描淡写的东北葬俗，没有哀伤，没有悲悯，像个局外人在讲述。而安德烈，是在喊“起灵”时出现的，敞开的大衣下只穿一件背心，和他初中时一样——多么有画面感和逻辑性的开场！电影改成李默他乡接到父亲死讯，赶飞机遭遇大雪，改租车又是一路囧途。安德烈在飞机上出现，还不认他，两人以共同好友父亲葬礼之名结伴同行。原本是东北叙事的第一现场，被改成他乡陌路上的回忆杀，叙事绕了十万八千里，场景也是隔了千重山。剧本将安德烈之“病”改成安德烈之“死”，倒是更有冲击力的选择，可惜切入角错了，最后成了患有分裂症的成年李默一路尬演。

相比之下，《飞行家》的剧本成熟得多——四次飞行贯穿，同时也是剧本的起承转合。节奏点打好了，故事线也就好梳理，加上各种象征意义的加持，不仅故事流程性和完整度无忧，艺术气质也可兼顾。开场第一飞，“起”于2500米高空一跳，是时代背景和人物定格，工人阶级蒸蒸日上且喜大普奔（奔着婚姻）；第二飞明面上是“承”——蒋奇明饰演的李明奇纠集小舅子改装飞行器，最终机毁人伤，一家人的命运由此急转直下，暗地里则藏着工业转型的暗潮汹涌；第三飞是“转”，是生活陷入困顿后，为舞厅广告所做的转运之飞，可这份努力却被董子健饰演的庄德增夺去劳动果实，转眼一切归零；第四飞无关功利，单纯为侄子搏命，结果算不上皆大欢喜，但在“合”的落幅之中，终究为人物、为故事搏出了生机。

影片还有各种象征加持叙事张力。比如陨石坠落让李明奇那一跳落点偏离，时代背景是那年巨星陨落带来的命运偏离；再比如“佐罗舞厅”的命名不仅是电影浪潮的结晶，还是人物后程侠义之举的伏笔。可惜《飞行家》里飞行器的实物设定，还是稍微偏离那个时代的实际，以至于这个讲述老百姓如何贴地飞行的故事，多了一重超现实的共情壁垒。

东北味的逃逸与失散

《飞行家》的改编“手术”比《我的朋友安德烈》还要大。剧本首先是对原著做减法——酒鬼老丈人的家国往事一概不提，表哥李刚从娘胎里抹杀，李明奇不仅膝下无儿，八个弟弟妹妹也悉数删除，父亲的自杀也改成飞行事故。然后是加法——原著只有“起”与“合”，改编不仅补齐了“承”“转”，人物的命运线和落点也被重构。原著便携式飞行器只是李明奇提亲时喝大，与准岳父侃侃而谈的美好蓝图，后程也只提到了家人的支持，并没有实物的篇幅和情节；到了电影里，不仅有了起承转合，最后还提前超越欧美飞了起来。

鹏飞看似补齐了剧本的缺失，然电影所表非原著本意。原著只是刻画了一个有超前想法的普通工人，蹉跎二十多年后，带着儿子以及患小儿麻痹症的弟弟，乘坐热气球离家出走的故事。他们的动机和去处一概留白，仅留下一句“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至于他们真是重新开始，还是存心寻死，“我”并不知晓，小说也没给出答案。原著的零散叙事与混沌表达，若非王家卫这路怪咖，很难实现影像的转化。全面炼化和改造，不失为一种出路。

《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说到底，是两个“异类”的故事。《飞行家》里的李明奇有着超时代的头脑，可生不逢时，他被时代锁死的奇思妙想，就像《三体》里被智子锁死的科学；《我的朋友安德烈》里的安德烈，也有超越同龄人乃至老师的思维体系，但他不为所在的教学或社会机器兼容，终被当作病体因子，为现实的噬血细胞所绞杀。看似两个故事，其实是一回事的两个副本。

两部改编均有舍本逐末之嫌。众所周知，双雪涛的小说以城市乡愁见长，《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亦是东北老工业的“乡愁”，或说工业转型裹挟的伤痕文学。其本，是老工业的乡土；其根，是老东北的乡音。就形象气质来说，广西人蒋奇明的确有原著李明奇的深邃眼窝，表演亦可圈可点，可人家母语毕竟是粤语，口音再怎么刻苦模仿，也比不得原住民淳厚。加上导演鹏飞生于北京，这种纯纯的东北叙事，很难做到汁味原出。

《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类似。大半壁江山是河南人刘昊然、北京人董子健加宁波娃韩昊霖，小半拉是鞍山人迟兴楷和长春人董宝石，同样未能做到乡土乡音的极致。董子健的改编放弃了人物的“在场性”，选择了一条两层皮的公路叙事。此外，董子健已然为故事编撰了一个风雪天飞机迫降的行程背景，却没有充分利用。说好大雪封路，路上积雪并不见多，连急刹车掉头戏，也如履平地，丝毫没有东北雪地的行车属性。想当年《白日焰火》，冷肃的画风里，连空气都是冰碴子的味道，那叫一个东北。

影视改编不是不可以“移民”，只是连根拔起的移植，必然会丢失许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以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例——演员们虽用普通话代替山东口音，但影像还原了旧高密的风貌，人文是地地道道的老山东，人物性情亦遵从原著，加上民间小调风情的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加持，几十年过去依旧是乡土文学改编的丰碑。（作者为电影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