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我们可能至今读不懂沈括与《梦溪笔谈》的真正价值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2-14 03:11

若干重要问题之发轫

在学界，研究内容太多，易被人讥以泛泛，但张荫麟对宋史之研究并非如此。张先生对宋史诸问题之研究，多有开创性，其论著多是发轫于先、自辟蹊径开风气之作。

一、宋代科技史和沈括研究

张荫麟是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在清华读书时，所发表的《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1924）和《张衡别传》（1925）两文，就曾启发和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张衡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其《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一文，是较早的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略，“我国科学史工作者得益于此文之启发者不知凡几”。关于宋代科技史研究，张先生先后发表《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译文，1925）、《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1925）、《沈括编年事辑》（1936）、《燕肃著作事迹考》（1940）等。其中对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考证，引发了国内外学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指南车和记里车的模制和研究。燕肃是宋代卓越的科学家，但未受到史家重视，而其生平史料又不易发掘。

张先生积累十年，终于写成《燕肃著作事迹考》一文。日人寺地尊称赞此文“对燕肃的研究有卓越成绩。”该文不断为科学史著作征引和利用。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非凡的科学家，但直到近代才逐渐引起中外学者注意。张先生之《沈括编年事辑》，为近人最早全面研究沈括生平及其贡献的著作。张家驹曾推崇该文“更倡导了全面探讨这位科学家的先河。张文对沈括生平，考订精详，有不少地方，纠正了史传的缺失”。胡道静亦称赞此文“搜集事实远过旧史所载，编年也多精确”。徐规则称：“关于沈括生平事迹，吾师张荫麟教授在五十多年前曾撰有《沈括编年事辑》，是为近人全面研究沈括生平之启蒙作品，取材广博，创获丰富。”

张荫麟对中国科技史和沈括，特别是宋代科技史的研究，成绩卓著，对后来科学史界影响很大，亦开辟了宋代科技史的研究领域。其沈括研究亦成为后世相关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考，如张家驹撰写《沈括》一书，胡道静著《新校正梦溪笔谈》均参考了张荫麟的研究成果。两位先生分别撰就的《沈括事迹年表》和《沈括事略》，大抵皆是依据张荫麟《沈括编年事辑》写成，间有补正。继先生之遗志，徐规等在80年代又进一步撰成《沈括事迹编年》《沈括前半生研究》《〈梦溪笔谈〉有关史事记载订误》等文，并组织开展沈括研究，编纂《沈括研究》论文集，因而出现沈括研究之高潮。

二、王小波、李顺之变及北宋土地问题研究

若从世界学术史来看，最早论及王小波、李顺之变的是日本学者重松俊章，他于1931年在《史学杂志》上发表《宋代“均产”起义及其系统》，“把北宋初四川、南宋初湖南的两次‘均产’起义看作是要求绝对平均的贫民阶层的反乱”。但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尚不能及时为中国所了解。1937年，张荫麟发表《宋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一文，分别考述王小波、李顺乱事之起因及其真性质、乱事之发展、李顺之结局、大蜀之末路等问题，不仅是首篇王小波、李顺研究的论著，而且其见解直启后世。张荫麟认为，王小波、李顺之乱“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遥想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可是“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此文一出，王小波、李顺的英雄业绩才为世人所知，史学界才加以注意。

1945年，吴晗发表《宋代两次均产运动》，便述及这一史事。1949年后，农民战争史在中国大陆受到空前重视，王小波、李顺的斗争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大事。相关论述亦纷纷出现。如丁则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及《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陈守忠《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川峡农民起义》、蒋逸人《关于宋代以王小波、李顺及张余等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等，而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通史著作亦都对王小波、李顺之事大书特书，此皆因于张先生对此问题之发覆。但继作之文的内容分量，似反不及张荫麟首发之文，有的还有抄袭之嫌。

《宋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刊出后两年，张荫麟又发表《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证明北宋包括王小波、李顺在内的数次社会骚动的发生与土地集中无甚关系。该文通过对《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中书备对》等文献中保留的北宋不同时期的主、客户之户数加以整理列表，从全国及各州军主、客户的比例来推断土地占有的集中情况。其研究方法颇具独创性。该文亦是宋史研究领域较早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但先生此文对北宋户口数字之利用，并非盲目轻信和简单使用，而是对其中数目字的形成过程及反映客观事实之程度作了必要的分析和估计，在实际运用中亦不是利用其具体数字说明问题，而是综合各州军之情况，归纳其中所反映出的主、客户比例及背后隐含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一研究思路反映出张荫麟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和缜密、严谨的学术思考。

三、宋太祖誓碑与宋太宗继统等问题之研究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誓约与宋太宗之继统问题，是对宋朝政治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而论述宋代政治史之著作，更是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但在20世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学术界尚未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在学术研究中，或对前人的成果只字不提，或根本不考虑前人是否做过该方面之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有时是信息不发达造成的），只顾直接对问题加以论述。这样便使后人不易明白谁才是该问题的发明者。对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誓约与宋太宗继统问题之研究即是如此。

实际上，早在1941年，张荫麟就发表了《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和《宋太宗继统考实》两文，对宋太祖之“誓约”“金匮之约”及“政事堂刻石”等问题之真相作出了精辟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可信的论断。如论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云：“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也。”经考辨后指出：“宋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王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善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其论断并不止于辨真伪，更及此事之深远影响。其“考证虽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因涉及宋代政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节，故自此文发表以后，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伪便成为宋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但之后四十余年，未见专论，知者便服膺张先生之论，不知者则闪烁其词，未明究竟。然先生高论却久不为人闻。1986年，始有杜文玉教授撰《宋太祖誓碑质疑》，断言“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却与张荫麟不谋而合。此后三十余年，这一问题又成为宋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张荫麟的发轫之功亦广为人知。

宋太宗继统问题不仅是北宋初年的一大历史疑案，而且对两宋政治影响深远。而辨析这一疑案的核心问题便是“金匮之盟”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清代古文家恽敬曾有疑问，但未为专论。张荫麟的《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则是首次考辨这一历史问题之文字，其中不仅列举“金匮之盟”的五大破绽，亦继明人郑瑗之后首次揭示并分析了太祖与太宗不协之问题。“张说一出，后人论及‘金匮之盟’便以此为据，或据此发挥。”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便有吴天墀发表《烛影斧声传疑》，分别考察了“金匮之盟”、太祖之死等一系列围绕太宗继统而发生的史实问题。1944年，邓广铭又发表《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进一步对“金匮之盟”“烛影斧声”等问题进行考辨。之后数十年中，太宗继统的问题仍是学界讨论不休的问题，专论文章不下二十余篇，涉及之专著亦不在少数。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的讨论皆以张荫麟之考论为起点，将问题引向深入。

四、宋代南北社会差异与南宋亡国问题之研究

1940年，张荫麟发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文，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农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南北贫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然而从地域角度考察宋代社会南北之差别并不是该文的主要创获之处。该文之创发主要在于对宋代社会南北差异表现之揭举上，特别是对前两个问题之考论，一方面首次引用《宋会要辑稿》食货类中仁宗天圣三年十一月解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和广南州军田客的诏令，揭示南方农奴制存在之事实以及四川之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则列举大量史料揭示出江南、荆湖、两浙、福建和广南东西路等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杀婴习俗，进而就宋代社会在此方面之南北差异及财富分配之差异原因作出合理之解释。前者后来分别成为中国宋史学界关于宋代生产关系变化和日本学界唐宋变革期争论的焦点问题。后者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宋代社会史的学者们津津乐道、不断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前者之讨论异常热烈，不断引向深入，直至影响到学界对唐宋时期的整体认识，后者讨论之深度反不及张荫麟当初之论断。不少学者在讨论宋代杀婴或“生子不举”问题时，竟不知张先生早在数十年前便有高论，更无南北差异之认识，泛泛而论，见识与张先生相差远甚。

《南宋亡国史补》主要从军备、民生与国计方面考察南宋亡国之原因，每一考察均从宋初溯其渊源，究其必然，言简而意赅，最后指出：“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此文不仅论断深刻而精辟，其中对于赵宋武备之“内重外轻”、财政之“楮币”与“公田法”诸问题之论述，无不发轫后来。

另外，张荫麟的《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宋史·兵志〉补阙》《〈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附：顺昌战前之刘锜）》等论文，所考究的问题也多是首次揭举，并提出对后人颇有启发之见解。

本文经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授权，选摘自李欣荣 / 曹家齐著《张荫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