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禄国：乱世里的中国人类学奠基者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12-19 03:58

王翔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王传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22年深秋，一艘从海参崴开出的轮船驶入上海吴淞口。船上有一对俄国夫妇（史禄国夫妇），他们在故国已经无家可归。自此，史禄国先后辗转上海、厦门、广州、北平四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直至1939年去世。史氏在华的17年，正是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模仿到独立的萌芽期。而他本人正是打开这个萌芽期大门的引路人。遗憾的是，除了“费孝通的老师”这样一个头衔之外，我们对这位中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物几乎一无所知。

史料织就的史禄国画像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的作者王传走访了多地十余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动用了中、英、俄、法、德、日六种文字的史料，把史禄国在中国的著作、新闻、讲义、书信、田野笔记等都一一列出来，编年与传记交织，学术史与生活史并陈，全面梳理了他在中国17年的生活轨迹与学术实践，还原了一位流亡在华的外国学者如何在动荡时代中安身立命，并为中国人类学开疆拓土的艰辛历程，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史禄国研究的空白。

作者通过缜密考证，廓清了许多以往模糊不详的细节，为理解中国人类学科奠基历程增添了新的史实。特别是对于史禄国人生的几个重大事件：通古斯研究、“云南调查事件”、告别史语所、与葛学溥的决裂、与费孝通的师生情谊等，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还原与祛魅。

“自由鸟”与“蜗牛”的双重面向

“自由鸟”与“蜗牛”是贯穿该书的一对重要隐喻，象征了史禄国学术人生的两个面向。这两个词并非作者杜撰，而是来自史禄国本人的表述。

“自由鸟”出自史禄国致友人阿理克的信。信中谈及自己终于逃离苏俄，得以在中国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字里行间满是欣喜。“蜗牛”的意象则源于史禄国对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一句自述。正如蜗牛遇险时会缩入壳中，史禄国将自己在险恶环境中采取的低调应对策略比作“蜗居”。人生中，他确实几度面临艰难处境，如：被贴上“旧政权同情者”的标签无辜被捕，在中山大学和史语所的学术纷争，以及“云南调查事件”后中国学界对他研究的误解和冷遇。在俄中两国的动荡时局中，在“一次又一次”遭到解雇的人生逆旅中，史禄国选择了蜗牛般的隐忍与坚毅，保持学术定力，韬光养晦。他在清华园的幽静环境中厚积薄发，系统论述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完成了英文巨著《通古斯人的心智丛》，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自由鸟”与“蜗牛”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统一，体现出史禄国人格和治学的双重性。一方面，没有“自由鸟”般的宏大视野与大胆开拓，他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跨越中西、贯通古今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若无“蜗牛”般的沉潜静虑与坚守寂寞，他也难以在逆境中厚积薄发，将田野经验升华为严谨深邃的理论。这样的“双重隐喻”也揭示出流亡学者在异国他乡求索时所必需的两种品格：既要有凌空万里的自由想象力，又要有隐忍坚毅的求真精神。这种张力与辩证，正是史禄国传奇人生的深层脉络，也是该书标题寓意之所在。

“人不知而不愠”的学者宿命

总体而言，该书不仅填补了史禄国研究的空白，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学术与时代关系的镜鉴。知识的创造有赖于自由的天空，也少不了蜗牛般的坚守；个人命运与学术路径的交织，往往映照出更宏大的历史图景。

目光由远及近，史禄国一生的遭遇仿佛是中国人类学的缩影。人类学者不是坐在书斋里推论，而是像自由鸟一样，亲身“飞”到遥远的社区、部落或城市，观察和参与当地生活。而中国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又不得不像蜗牛一样隐忍。

在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等人刚刚打下中国人类学基石之际，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就被取消，学术传承几乎断裂。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有用”之学迎来春天之时，人类学作为一门不直接产生效益的“无用”之学，依然摆脱不了枯坐冷板凳的命运。人类学的四个主要分支长期散落于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中，而人类学研究必需的长期的田野调查，又非常吃力不讨好。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如何理解人”的学科，却一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虽然还谈不上“绝学”，但已经足够“冷门”。正如该书序言作者王铭铭教授所指出的：“承载自由鸟与蜗牛的‘双重身份’，是认真的人类学家的本分和宿命。”

费孝通用“人不知而不愠”概括史禄国的人生品格，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人类学者的群像呢？黄剑波教授在该书推荐语中说道，“学人的安身立命，既是在思考上的，更是在自己人生旅途上的”，作为承载自由鸟与蜗牛双重生命的中国人类学者，在了解史禄国的人生历程之后，对自身的寂寞与担当也许会有更加切身的感悟。（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