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燕京胜迹》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12-04 14:36

肖伊绯

1927年，曾在北京一所语言学校学习的美国怀特兄弟，精心挑选出在北京居留期间所拍摄的70幅照片，汇辑为一部影集，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出版。此书名为《燕京胜迹》，装帧极为精致典雅。

此书一特别之处，乃是邀请了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为之撰序介绍。

1927年3月胡适赠送友人的照片

《燕京胜迹》胡适序中所言“有一张醒目漂亮的照片，展示着宫殿与大理石桥”。

《燕京胜迹》封底，篆书织印。

《燕京胜迹》，（美）怀特兄弟著，胡适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

重新发现古都之美

此书开本巨硕，长宽幅面尺寸达40×32（厘米），直观上讲就是一部豪华影集。封面乃深蓝色绸面烫金织印，书脊及封底绸面正中均烫金织印篆书“燕京胜迹”四字，外覆彩印封套；内页则选用高档手工纸，一页一图印制，与图页对应一页则为此图之英文介绍，图文左右对开，极尽图像之美观，观览之舒适。此书共收录70幅北京景物照片，黑白照片为主，间或有手工上色的彩色照片。

胡适为《燕京胜迹》所撰的英文序言，开篇以裴丽珠所著《北京纪胜》为话题，抛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北京何以总比北京当地人眼中的北京更为美丽动人的问题。在切入这个问题的研讨之前，需要约略了解一下裴丽珠其人、其著、其生涯，只有基本了解这一背景，才会明白何以胡适为怀特兄弟所著撰序，开篇却提到了裴氏著述。

裴丽珠是英国人，她在北京居留时间颇长，几近一生时光。她中文流利，喜与北京当地百姓交流，熟悉这座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胡同和它的社会习俗。在北京居留期间，她勤于考察，乐于著述，除了《北京纪胜》一书之外，还著有《赫德爵士传奇》《中国人的阴影》《阴历年：中国风俗节日记》《百坛记》《中国的新年节日》等。

比《燕京胜迹》早七年出版的《北京纪胜》一书，在当时被认为是向西方世界介绍北京最全面的外文著述。此书亦是图文并茂，以八十余幅北京名胜古迹、人文风俗照片与6幅北京城区地图的丰富图像，为西方世界展现了裴氏眼中古老优雅且富于生活情趣的老北京风貌。应当说，七年之后出版的《燕京胜迹》在图片印制、图书装帧方面，较《北京纪胜》一书略胜一筹，但书中所采撷的城市图像与人文风貌，则与《北京纪胜》大同小异，并无十分特别的差异。于此，就不难理解，胡适在为《燕京胜迹》撰序时，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北京纪胜》一书，序言开篇也就将裴氏书中的观点径直拈提出来，作为某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话题来研讨了。

胡适在序言开篇抛出问题，先追溯这一问题存在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渊源，再通过逐条逐步的剖析，让相关脉络与答案渐次明晰呈现。胡适认为，在实用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双重影响之下，中国建筑的美学表现力历来被忽视与漠视，千百年来已不再成为中国人的审美标的，加之政治与道德因素的裹挟，彻底导致中国人对中国建筑缺乏兴趣，更不愿深入了解其艺术之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国人眼中的北京，始终比中国人眼中的北京，要多一份美感、多一种美观了。

为此，胡适呼吁，国人应当暂时收敛千百年来忽视建筑美学的传统眼光，向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游客学习，学习他们那种发现美感的眼光与呈现美观的视角。事实上，胡适本人早已身体力行。即便为《燕京胜迹》作序时他已身处上海，却能对画册中众多北京景物逐一品评、如数家珍。这份熟稔与深情，正是源于他在北京居留期间对这座古都的深切体悟与细细品味。

摄影爱好者胡适这样评介怀特兄弟

身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的胡适，为《燕京胜迹》撰序之时，早已名扬海内，炙手可热。这位新派学者对新生事物向来持有开放热诚之态度，必欲先行尝试而后快，对于当时国内民众还难以企及的照相机及摄影活动，是早有接触且相当熟稔的了。

可以说，作为摄影“发烧友”的怀特兄弟，与作为摄影爱好者的胡适，因《燕京胜迹》一书而结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更有忽逢知音之感。这样的意味与感怀，从胡适序言里的一系列介绍与评述中可见一斑。胡适在序中这样介绍怀特兄弟：

作为北京的热切仰慕者，这本《燕京胜迹》的作者怀特（Herbert.C.White），是上海时兆出版社的艺术总监。他于1922年抵达北京，与其兄弟在一所北京语言学校待过一段时间。兄弟俩发现，自从到达北京的第一天开始，他们都深深地爱上了北京。在为期一年的中文学习生活中，他们利用每个假期和闲暇的每一分钟，去参观那些与艺术、建筑学有关的名胜古迹。在这一年时间里，他们在北京及近郊拍摄了700张照片。

自从到上海任职之后，怀特先生每年夏天回北京一次。如今，他搜集的照片已达3000张，这本影集里所展示的正是其中的70张。1925年，他的两张照片，荣获亨德森摄影比赛一等奖。这两张照片，印在这本画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上了。

紧接着，再来看看胡适如何通过精心、精致的语言表述，来尽可能充分、深入地表达怀特兄弟作品的美感与时代感。胡序中这样写道：

起初，使用格莱弗莱克斯相机拍摄，怀特先生感到有些困难。因为拍摄物体要么距离太远，要么自身尺寸过于宽大，普通相机很难适应这样的拍摄。对艺术的执着之心，使得他尽可能改善装备，以便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书中第87页，有一张醒目漂亮的照片，展示着宫殿与大理石（实为汉白玉）桥，没有特殊镜头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拍摄的。又如那张神奇的钟鼓楼照片，是从白塔上遥望而成的景观，这也只有特殊装备的相机才能拍摄下来。

这些照片有一些成为历史记录，譬如第33页的圆明园大喷泉遗址照片，就是一个案例，如今消失了的景象，可以用照片来追溯。关于圆明园，记得一位耶稣会神父曾于1767年写过，称“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与这座园林相媲美，它代表着世界园林”，而它毁于1860年的战争。如今留给世人的遗址，只有大水法等几处尚可观摩。

胡适的摄影尝试与呼吁

应当说，没有与时代风尚相匹配的摄影常识与操作实践，没有对同时代各种照相机品牌、型号及相关性能的基本了解，胡适是不可能写得出上述这些关于怀特兄弟作品的评介之语的。

胡适生前留下了大量个人及亲友照片，或许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影最多的学者之一（友人赵元任更有过之）。当然，“留影最多”未必意味着他是同时代最了解照相机与摄影术的学者。只不过，从十几岁的少年时代至七十岁的晚年，无论驰骋于国内南北各地，还是辗转于海外欧美各国，他拍摄并保存了海量照片。早在1917年，归国途中的轮船甲板上、任教北大后的教员休息室中，海归青年胡适的身影就已定格于镜头之下。1920年3月，他与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的合影，更是“觉醒年代”里极具分量的珍贵存照。至于1924年5月与初次访华的泰戈尔等学者在北大钢和泰教授（俄国汉学家）寓所的合影，以及在米粮库胡同、东厂胡同寓所的留影，部分照片当年便刊登于各大报刊，早已为熟悉近现代学术史的后世读者所熟知。仅从热衷被拍照这一点而言，胡适在同时代学者中，确实算得上难得的摄影爱好者。

而且，胡适并非仅仅停留在乐于被拍照的层面上，他还曾尝试使用照相机，留下自己的摄影作品。譬如1923年秋，他与友人赴西湖游玩时，就为徐志摩、蔡元培等人拍过照。再如，为《燕京胜迹》撰序不到两年后，1929年3月间，徐志摩与陆小曼接待来访的泰戈尔时，胡适又自告奋勇当起了随行摄影师。3月19日当天，他在徐、陆二人精心布置的两间不同风格的客房里，为泰戈尔各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印完成后，胡适又亲自在照片上题跋，将其赠予徐、陆二人。这些由胡适拍摄的照片，或以原片实物，或以出版物中翻印插图的方式，流传至今，已然成为弥足珍贵的时代存照。

无论是痴迷于拍摄“燕京胜景”的美国人怀特兄弟，还是热衷于为自己与亲友拍摄肖像照片的胡适，都乐于用摄影术这一发明，表达自己所体验到的美感与时代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怀特兄弟与胡适，当然可以互称同好，引为知音，而无分彼此的种族、国籍、语言、职业及身份等。

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一视角，当时身在上海的胡适，在为《燕京胜迹》所撰的序言末尾，向那些身陷内忧外患、在动荡时局中艰难求生，因而未能充分品味与鉴赏古都之美的国人，发出了衷心呼吁：“关于这些呈现于书中的北京的照片，我说了如此之多，并非仅仅是为了向来自西方的朋友介绍北京这座城市，或者是为了让他们爱上北京；而是觉得这本书有助于中国人抛开自己的传统偏见，学着去欣赏与接受那些只属于北京的、独具价值的艺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