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鲁迅,从知己到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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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自己是鲁迅的“老朋友之一”。他们的交往长达29年,这个过程被钱玄同总结为尚疏、最密、极疏三个阶段。“头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极疏”。

章门弟子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鲁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每个星期到太炎先生处听课。

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鲁迅为使译文更符合古汉语的训诂,勤向太炎先生请教。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这给钱玄同留下深刻印象。

回国后,鲁迅先在绍兴,后受蔡元培之邀供职于教育部,钱玄同则在北京执鞭教学。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陈独秀早慕鲁迅的大名,很想让他加入《新青年》行列,以壮刊物之声色。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此时,作为“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

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共同努力的目标,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其时,鲁迅甚是沉默,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

陈独秀想到了鲁迅,钱玄同更想到了鲁迅,他对鲁迅的了解毕竟要深入得多。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周作人先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鲁迅还没有文章送来,钱玄同有些急了,“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鲁迅)便常有文章送来”。

《狂人日记》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

据周作人记忆,钱玄同来绍兴会馆催稿,时间当在8月,一共来了三次。这天晚上,钱玄同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来到绍兴会馆。钱玄同翻着鲁迅抄的古碑文,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俩当时颇有意味的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被说服了,不再抄古碑文。于是,有了《狂人日记》。其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说:“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疏离起因

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第一册出版,轰动了学术界。这恰是鲁迅、钱玄同两人关系不睦的起始。

“古史辩”派大胆疑古,为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而顾颉刚成绩最大。

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派观点的,又讨厌顾颉刚,撰文进行抨击。显然,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顾颉刚,也包括钱玄同。鲁迅与钱玄同开始疏离,关系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1929年,鲁迅自上海北上省亲。一日,他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知道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这时,顾颉刚走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最不喜欢顾颉刚,钱玄同则是顾颉刚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不忘描述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

三长三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指出鲁迅有三长三短。

他说鲁迅的三大长处是:“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会稽郡故书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

再比如,他的文章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除此,钱玄同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那就是:多疑、轻信和迁怒。

多疑往往使鲁迅“动了不必动的感情”;轻信往往使鲁迅在发现自己中了说“好听话”的人的圈套后,与这个曾“认为同志”的人,“决裂而至大骂”;迁怒往往使鲁迅以自己的好恶为准则,他“善甲而恶乙”,甲亦应随之而恶乙,切不可与乙善,否则,“遂迁怒于甲并恶之”。

钱玄同说他对鲁迅的批评,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

钱玄同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共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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