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燕｜“在世界中书写中国”——徐则臣《域外故事集》的文化表达与叙事创新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10-23 13:24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步入文坛以来，笔耕不辍的徐则臣已成为70后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创作特色与丰富的作品谱系。

早期《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啊，北京》等作品聚焦“京漂”群体的生存困境，《耶路撒冷》与《北上》则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探寻时代变迁、城乡迁徙与个体命运的起落，笔下人物始终葆有“到外面世界去”的热情，秉持眺望远方、追寻梦想的精神姿态。

2025年出版的《域外故事集》，堪称徐则臣“远方书写”的最新成果。作家对“外面世界”的探索拓展到了更遥远的“异域”，在“世界”的维度上书写“中国”，并随之进行立体而深刻的文化对话。每一段发生于异域空间的故事与体验，都暗含着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这本新作既延续了作者书写中国故事的传统，更拓展了中国叙事的全球视野。

异域空间的中国故事与文化乡愁

《域外故事集》历时15年打磨而成，记录了徐则臣行走美国、印度、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等九个国家的真实体验，“跨国别流动”成为文本鲜明的新特质。全书收录10个短篇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跨国行走为线索，串联起瓦尔帕莱索的涂鸦街、奇琴伊察的玛雅金字塔、纽约的中央公园、印度的喧闹市井、明斯克的安静小镇等地理意象，铺陈出“我”与吉普赛人的偶遇、与美国房东老约翰的交往、与哥伦比亚游击队员诗人一同蒙面朗诵等奇异经历。

然而，这部作品集并非简单的地理铺陈与海外见闻罗列，其核心聚焦于“在外国的中国人”：在德国打拼奋斗的小魏与小周（《去波恩》）、在美国大学执教的老冯（《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占领波哥大四分之一蔬菜市场的老杜（《蒙面》）、精于乌拉圭矿山业务的翻译齐桑（《紫晶洞》）等。这些带着中国身份的人物扎根异域他乡，他们的经历、行为、悲喜与困境，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精神与心理的生动注脚。

《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的老冯，是“文化身份的困境与坚守”的典型。作为美国K大唯一的华人教授，他在康德哲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但“学术身份”与“文化标签”的错位，暗含了他在异域的精神挣扎。乡愁于他，具象化为“老干妈、红烧肉、西红柿鸡蛋”等味觉记忆，更转化为“找不到人说中国话”的语言焦虑……让老冯成为“文化夹缝中的孤独者”。《蒙面》中的老杜，则是中国文化传统更积极的守护者和践行者。在洪灾、战火、毒贩斗殴的乱局中，老杜凭借智慧与能力在南美高原种菜、开餐馆，让“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繁茂生长”，以中餐馆为载体示范、传播中国的菜式菜品；他执意用“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芹菜”烹制“芹菜炒肉丝”，坚信唯有如此，才能“把传统、文化和回忆给做出来”。在徐则臣笔下，语言与饮食等细节绝非单纯的“怀旧”符号，而是全球化语境中守护“文化根脉”的载体。当“世界”成为流动的空间，“乡愁”也不再是念乡、归乡的执念，而是“在异域中保持文化自觉”的勇气，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土壤中生长、传播的鲜活见证。

世界维度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域外故事集》饱含文化叙述与思考的底蕴，却并非简单的“文化猎奇”或单向的“文化输出”。通过叙述者“我”与异域“他者”的互动，作品构建起中国与世界的“双向观照”，从而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思考视角，最终指向“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核心命题。

在与异域“陌生人”的相遇中，意不在搜异猎奇，而着重捕捉“差异中的共通性”。《瓦尔帕莱索》中的吉普赛女郎，以“一根筋，对上眼了，到死都不撒手”的专一性情，打破了“吉普赛人浪荡不羁”的刻板印象，其“疯狂举动”是情感执着的外化表现，而这种执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贞”的伦理观也形成了深层共振。《古斯特城堡》中，驻校作家“我”、缅甸难民一家与美国房东老约翰的日常互动，既展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更凸显了人性的相通与互助：缅甸女人“几乎每天早晨蹲在路边”，老约翰直言“她在想家”，“我”亦深有同感——“她实实在在地蹲了大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空下来的部分结结实实地填满”；约翰对青春期儿子虽有交流困境，却满含挚爱亲情，当其抢劫银行之事曝光后，“我”立即明白他以身犯险的目的是去监狱“陪伴儿子”，遂决定向警察说明缘由，“希望他们抓到老约翰时能体贴理解他一点”。这些偶遇的“陌生人”并非“异域奇观”的符号载体，而是以真实、鲜活的生命形象，印证了人类情感与精神的共通本质。

徐则臣的写作力图破除中西对立的刻板印象，善于从动态、辩证的角度去思考文化的差异和沟通。《去波恩》以“复杂的反例”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年恋人价值观念的冲突：学古典建筑的混血女孩安雅坚信她的“好日子在北京”，中国男友却执意要定居法兰克福；安雅渴望变动自由，男友则更倾向于安定静好。可见，文化心理既源于基因与血缘，也来自后天教育养成，无法简单定性。《玛雅人面具》则艺术化地呈现了中西文化的流动与互鉴：玛雅面具匠人胡安，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瘦高身材、细长脖子，外貌酷似东方人，其精湛的面具技艺与中国木匠世家“我”的“二叔”的手艺形成跨时空对话；而“面具上传神的眼睛”，既是玛雅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暗合中国传统工艺“以形传神”的美学追求。这则故事与其说是呼应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同源”的传说，不如说是通过“面具”这一媒介，展现两种古老文明对于“生命、神秘、传承”的共同思考。

游记与虚构共生的叙述策略

《域外故事集》兼具文化厚度及趣味性与文学性，得益于别致的叙事方式。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域外旅程为支点，采用“游记+虚构”的创作手法，既保证了故事的基本真实性，又赋予文本充足的想象空间，在真假交织中拓展了跨文化叙事的边界。

故事集的叙事创新首先体现在第一人称“我”的双重身份建构上。不同于传统游记叙事中“全知视角”的客观旁观，或“限知视角”的单向抒情，徐则臣笔下的“我”兼具“亲历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作为亲历者，“我”凭借在各国驻留创作的丰富经历，深度参与异域文化场景，对不同国家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致入微、真实生动的描绘，这种细节还原式的游记笔触既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更赋予作品强大的感染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作为反思者，“我”不断将异域经验与本土记忆勾连，成为破解文化密码的钥匙，实现了从“空间跨越”到“文化互渗”的深层转型。

在“游记”的真实性之外，《域外故事集》还融入了鲜明的文学虚构色彩，强化了“故事感”。真实的空间坐标与虚构的人物命运相互缠绕，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学地图，而“真假参半、虚实交织”的表达，正是徐则臣对跨文化叙事可能性的探索。

《玛雅人面具》中，中国作家“我”在墨西哥奇琴伊察偶遇面具匠人胡安，对方带领“我”前往一处鲜为人知的神秘金字塔。茂密的热带树木、蜿蜒曲折的沙石路，为这段旅程增添了未知感；当“我”终于抵达金字塔所在的开阔林中空地时，面对倾圮的高台，一种“它已等待我多年”的强烈直觉涌上心头。更离奇的是，回国后“我”查看录像，竟发现胡安的身影消失无踪，只留下他的声音。这种超现实的情节设置打破了现实常规，既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又为故事增添了浓郁的奇幻色彩，更引发人们对古老文明、历史谜团的探索欲望，促使读者深入思考文化、身份、记忆等深层主题，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此外，徐则臣还频繁使用“元叙事”技法，将创作本身或“文本中的文本”融入叙事，强化真实与虚构交融的效果。《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从作者在印度机场丢失行李箱的亲身经历起笔，特别点明箱子里装有《王城如海》的创作手稿，让故事充满真实感。作品既记录了作者游览印度的体验与见闻，又插入了一篇笔名为辛格·辛格的印度作家撰写的专栏短文——在这位印度作家笔下，中国作家丢失行李箱的素材，被转化为“从箱子里爬出来一只气息奄奄的猴子”的“荒诞故事”，而这只神奇的猴子恰好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让搁浅的《王城如海》得以顺利完成。同时，印度本土的“雨林侏儒猴”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墨猴”边界模糊、彼此交错，成为“中国与世界共通性”的象征。《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可视为徐则臣曾经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的续篇，作家让小说人物“林慧聪”以驻留画家的身份前往明斯克，在体验、创作“真正可以封门的大雪”的同时，邂逅了来自中国的“钓冰老人”。这位“中国怪老头”沉默寡言、神秘莫测，日复一日在河面上冰钓，最终在一场大暴雪后消失，化为“完整的死人”。显然，这是一篇“虚构性”非常强的作品，作家在叙述中留下了诸多的空白与引而不发的暗示，召唤读者主动想象与补充。

徐则臣在创作谈中曾坦言：“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讲中国故事不免具有局限性，换个眼光传播中国文化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新时代文学视阈来看，这种创作转向颇具深意。《域外故事集》通过讲述跨国空间中的奇妙故事，将当代中国的个体经验纳入世界文明的对话体系，实现了“中国故事”与“世界议题”有效衔接。作品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将中国的文化、伦理、记忆置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审视，既摒弃了“文化自大”的封闭性，也拒绝了“文化自卑”的依附性，为中国文学的跨文化表达提供了宝贵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