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中国诗》：写给译者的情书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10-19 23:13

《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谭夏阳广东人民出版社

诗人谭夏阳的新书《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与他的前作《李白来到旧金山：中国古诗的异域新生》，可谓一对并蒂莲，亦可视为他写给译者的两封情书。

二书均聚焦汉诗西行的旅程，《李白来到旧金山》的线索是九位中国古代诗人诗词的翻译与传播史，而《发明中国诗》的线索，则点面结合，或勾勒数首乃至一首中国古诗的寻找、复原历程，或梳理异域诗人翻译、效法中国古诗从而引发数次诗歌运动的因缘。

何为“发明中国诗”？——“这种‘翻译’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的，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这里的‘发明’有着双重含义：第一，创造性的改译；第二，为英诗带来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新鲜句法结构。”谭夏阳这句话，堪称解读《发明中国诗》的密钥，也道出翻译的功能。

世界并非由一种语言构成，翻译遂由此诞生。正像历史的记载，叙述的方式与角度，相对来说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叙述的内容——历史不仅事关过去，更与记录者及接受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翻译也是这样。

《李清照诗词全集》英译者王红公曾说：“许多伟大的翻译作品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它们忠实于原著，而是因为它们发出的声音代表了译者的时代，能够直接与当时的读者进行畅通的交流。其中很多杰作的成功恰恰依赖的是对原作的偏离，因而带有明显的民族中心特征，甚至将原作改得面目全非，使译作成为在译者母语文学中独立于原作的典范作品。”

回顾中国翻译史，也可证明此言不虚。文言背景下佛教典籍、科技著作、西学作品的翻译暂且不提，且说百年来白话背景下的翻译新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看重的并不是此书的文学价值，而是它对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启迪意义。他在译者献辞里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他犹如普罗米修斯，而翻译就是他盗取天火的手段。

谭夏阳在《发明中国诗》书末写道：“正如西川总结说，欧洲人和美国人从梦想出发，从异国情调出发来面对一种异己的，同时又可以拿来补充自己文化的中国古代诗歌。他们并不向中国古代诗歌负责，他们向他们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从翻译过去的那刻起，他们就已将中国诗歌视为他们可吸收的、可作为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当珍贵的一部分，而从来没打算什么时候给中国还回去——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诗的贡献无疑是无可替代的。”

其实反过来也如此。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之后，国内译界不断有直译与意译、无我与有我、权利与边界之辩，莫衷一是。但不同的译作共同丰富完善了现代汉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里写道：“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他推崇查良铮、王道乾的翻译，并指出，其译作在他们不能写诗的岁月，彰显其杰出的文学素质与自尊。

多年后，其兄王小平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补充道：“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白话文刚出来的时候，语感还不地道，读起来疙里疙瘩的，经过几十年的抛光润色，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终于登峰造极，从音韵到语气都变得和谐熨帖。这种变化很值得研究，恐怕与普通话一统天下不无关系。令人奇怪的是，最好的白话文大多是译作。那时候有一批中文底蕴深厚的文化人从事翻译，把外文的句法结构不知不觉引进中文，抹平了旧式中文中一些语法上的窟窿，把外文的语感和中文语感掺和起来，使中文中出现了复杂的句法结构，甚至出现了华美流畅的音乐感。”他认为，这些人对建立现代中文厥功至伟，应该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马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