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雪慧：王小波致信赵朴初——一次黑色幽默式实践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10-07 12:22

2023年12月12日，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23年秋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一封1984年初王小波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的信札备受关注。信札一经亮相，未拍先火。开拍前一日，“王小波曾致信中国佛协会会长想出家”的微博超话，获两千余万阅读量，激起网络社交平台的广泛讨论与关注。该信札最终由3万底价起拍，官方小程序围观次数达2758次，由网络、现场、委托的多方买家激烈竞价，溢价超7倍，以25.3万成交价由网络买家收入囊中。这封引起公众热议的王小波咨询“出家”信札，既拍出目前中国当代作家信札的最高价，也是该类信札影响范围最“破圈”的一次。

本次拍卖事件表明王小波的读者影响力犹在，但与此同时，舆论场对此信札的传播，以“出家”“离婚”为关键词，进行娱乐化讨论，极易引起误读，因此有必要对信中的若干信息进行考释。按照一般书信格式，祝颂语应另起一段。但在这封信札，王小波为了将所有内容写在一张信笺，祝颂语与正文内容同写一行，并将签名、日期写在信笺最底端的格子外。

王小波

信札原文如下：

赵居士长者：

我是人大一分校的青年教师。山妻去美留学，分居甚苦。近来忽然大彻大悟，感觉儿女情长，过眼皆空。把一切都撇个干净，遁入空门，岂不痛快。本人坚决拥护四项原则，拥护党的领导。我以为佛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总需要有人来继承的。以我这种情况，不敢说出家后可以光大佛门，起码不是滥竽充数。我虽是大学理工科毕业，国学底子还是有的，而且自幼颇是不笨，这一点可以面试。请求居士舍大慈悲，介绍清静山场让本人出家。如果您认为本人不够程度，就请指一条入门的路子，我情愿在家修行一段时间。

另外，还请您老人家代为打听一下出家要办什么手续，比如是否先要离婚、退职等等。如果您认为合适，就请介绍一位法师和我谈谈话。回信请寄北京朝外小庄人民日报宿舍民11楼一单元205祝您身体健康

又及：我插过队，颇能吃苦

王小波2.7

除王小波所写的书信正文外，信笺左侧的两处签报语，也引人关注。

签报语一：

此信意欲出家的原因，实属荒唐，拟不予理睬，本件拟存。

张范中

二月八日

签报语二：

秉之6/3

此外，信札左上方标明“教务处”字样，右上方有中国佛教协会红印，可推断出该信1984年2月8日被归档，编号“教3543”。信封背面有钢笔书写：

中国佛教协会

赵朴初居士收

内详

张范中居士生于1913年，二十世纪40年代在周叔迦居士创办的中国佛教学院半工半读，50年代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并担任《现代佛学》编辑直至1965年该刊物停刊。改革开放后，他同时承担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及图书馆工作。晚年，他校勘、倡印大量与居士信仰有关的佛教经典。这位毕生投入佛教义理研究，长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居士，对王小波来信批示“实属荒唐”属情理之中。他勘破来信者的戏谑，于是留中不发。签报语二的书写人陈秉之，是赵朴初夫人陈邦织的堂兄，时任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80年代寄给赵朴初及佛协教务处的信件多经其手。因此，他在当年3月6日的签名，代表佛协教务部已阅，无特别意见。

写信人王小波时年32岁。两年前，他刚大学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并发表小说处女作《天长地久》，开始酝酿《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其妻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寄出这封信半年后，即1984年8月中旬，王小波顺利赴美，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在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写这封信的1984年2月，王小波的生活状态如何？王的大学同学兼挚友刘晓阳1997年曾撰文，细致地讲述了他们当年的状态：“整个上半年我和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我们俩三天两头见面，互通声息……年前小波忽然得到消息，允许伴读的文件批下来了。他赶快告诉我。国内这边有了着落，还要等国外那边的消息。又是小半年过去了，忽然福星光临到我们头上，俩人都拿到了老婆所在学校的入学许可。于是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王小波著《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现象较多，造成人才外流问题，于是1982年前后，留学政策渐趋收紧。1982年3月31日印发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强调并提出十项限制自费留学的新政策，包括“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并在国内工作两年后，经过组织批准，方能对外联系自费出国留学”，并严格限制国家干部与配偶同时留学。但政策时有变化，王小波与刘晓阳此前一直在等待。终于，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工作方针鼓励下，我国留学政策开始松动，渠道愈发多元，带动“出国热”尤其是“留美热”升温。尤其是1984年，中央提出“对自费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口号。当年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破此前对申请人员资格的严格框定。在上述时代背景与氛围中，“分居甚苦”的王小波终于远渡重洋与妻子相聚，并继续深造。1984年夏天来临前，王、刘两人双双申领护照并一同办理签证，王拿到J-1公派留学签证。

若刘晓阳的回忆无误，那么1984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六，彼时王小波已得到允许伴读的国内许可，迈出夫妻团圆的关键一步。对等待已久的他而言，是一桩令人振奋的好事，他为何会在这个节点，对“遁入空门”起心动念？又为何给时年78岁的赵朴初写信？

纵使当时王小波确有“出家”之意，但提笔给一位身居高位、年近耄臺、素不相识，也无人引荐的老人写信，注定是无言的结局。他为何几乎明知无回应，仍然寄出这么一封信？信札一经公布，众说纷纭，主要有几种猜测。一是“精神危机”，认为王陷入精神空虚的困境，加上夫妻两地分居，愁苦无人诉说，产生“出家”想法。二是“找乐子”，认为这封信是王一时兴起，为苦闷的日子增添乐趣，并无“出家”打算。三是“曲线出国”，认为当时出国手续难办，加入宗教团体有助加快进度，因而是有目的性的“出家”。以上几种“推己及人”的猜测，均站在各自视角，尝试理解王小波的行为方式。其中，“曲线出国”一说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按当时留学政策，宗教信仰非但不是“加分项”，反而有可能增加难度。斯人已去，无人能向当事人求证来龙去脉。但文字有痕，王小波生前文字及采访包含大量的思想记录，表露出他对相关问题的基本态度，根据种种资料，笔者认为，“出家”信札是王小波的一次黑色幽默式实践，他对“出家”不感兴趣，也不可能付诸实践。如若他真有出家之心，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无疑有很多。目前尚无关于王小波“出家”信札的任何资料，从一定程度也意味着这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

王小波的个人成长轨迹，印刻着很深的“社会文本”痕迹，这是“50后”的共同代际特征。作为“共和国长子”，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少人从名字到命运都与大时代紧扣，容易呈现“宏大叙事”的特征。然而，从“青春无悔”到“失落的一代”，当中的部分人痛定思痛，由揭露伤痕继而反思“何以至此”。王小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怀疑底色，他的集束式追问，通过种种不理性、不合理，甚至是吊诡的现实图景发出追问。其杂文更是始终贯彻这种不断怀疑、不停追问的精神。上世纪90年代，王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杂文，这些文字反复强调思想的乐趣，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思维的精英。学者房伟在《王小波传》中，认为此时的王小波“将对专制的警惕和信仰的怀疑推向了极致，彻底拒绝信仰的强制性作用”。

《知识分子的不幸》发表于王小波去世前的一年，该文十分直白地阐明他对“皈依”的拒斥，不仅是对宗教，更是对所有既定信念、信仰的态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不思考毋宁阉”自然是王小波惯用的黑色幽默笔法，但他用短暂的生命与丰足的作品诠释着这段话，即便在极度苦闷匮乏的年代，他也未将思考的权利拱手相让。虽然佛教蕴含着高深的哲思智慧，但其本质与王追求的现代科学理性迥异，甚至有相矛盾处，故其不能成为“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

其次，以王小波稳健的处世态度与方式，他不可能因生活遇挫出家。王小波是文坛“异数”，生前未受重视与认同。虽两次获得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黄金时代》在大陆也开过研讨会，但学界反应平平。《北京文学》的编辑李静，是国内最早向文学圈推介王小波作品的几个人之一。王小波曾对她说过两句话，令其印象深刻——“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45岁嗑然离世的王小波，一生颇多不顺，与世俗意义的“成功”相去甚远。作为写作者，他的小说发表与出版都很困难，初版《黄金时代》直至去世仍未卖完。身为“50后”一代，他还未出生便遭遇家庭波折，成长过程又亲历一次次“运动”，当过知青、民办教师、街道工人，体验过高考失利、爱情受挫。“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这是普通人王小波的真实感受。但他并未因此消沉，相反，他从虚空走出找寻真实，不断怀疑眼前发生的事，也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质疑。王小波以人的原欲为基点，在层层探索与多重否定中，擎起理性的武器，反对“无智无性无趣”。

在精神世界里，王小波仿若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而现实生活中，他有责任感且做事踏实。遭遇挫败后，他是采取实际行动的实干家，是生活上的实用主义者，而非避世者、空想者。《黄金时代》出版后，因为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无法参加订货会，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销路一直不好。王小波和责编赵洁平推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书，到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走街串巷地推销。去世前不久，已辞去教职五年，当自由撰稿人以稿费为生的王小波，考取了货车驾驶执照，他与友人半开玩笑地说“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干这个”。王小波虽孤独但入世，精神自由而行为稳健，生活寂寥却不空虚，即使他自言半生孤独抑郁，但始终执着地在理性的思维乐园寻找精神慰藉，尽力远离“无智无性无趣”的生活。因此1984年获准出国前，即使他遭遇了我们未知的挫折，以其行事风格，断不会回避困难，不会“大彻大悟”后为追求“痛快”而“遁入空门”。

第三，由于工作原因，王小波与李银河从恋爱开始便不时分隔两地，且当时出国团聚胜利在望，他不至于因“分居甚苦”而相思成疾出家。私人书信是记录作家日常生活信息的重要载体，有学者提出“一个作家的故事越多，他的经典化程度就越高”。就此而言，王小波经典化程度颇高。目前集结出版的几十封书信，主要包含他与李银河恋爱期间的书信，另有与朋友、工作伙伴的交流。通过这些书信不难发现，从1977年王、李二人相识到1980年结婚(1982年李出国留学)，直至1997年王小波辞世，李银河时常出差、访学。分隔两地几乎是他们生活常态，尤其是1984年王赴美相聚前。

王小波与李银河

两人已公开的书信往来，记录了他们拉开物理距离后的精神交流。信中王小波常常表达思念，自嘲是“害了相思病的愁容骑士”：“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或许这是热恋期的甜蜜，但纵使结婚多年，当分隔两地时，王小波依然为此愁苦。虽然二人婚后信件未完全公开，可是“愁容骑士”的形象不时出现在王小波给友人的信中。例如，1992年王小波致刘晓阳的信：“近来李银河出差，只余我一人在家。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愁眉苦脸，不多赘。”

王小波与李银河之间的已公开书信，数量多且故事性强，既有情感的强烈表达，也有思想的交流碰撞，很好地契合了李银河塑造出的王小波形象——“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这一形象已成为大多数读者心中的王小波精神画像，然而浪漫化的形塑，遮蔽了生活的日常性。离别自然愁苦，但生活仍将继续，信中“山妻去美留学，分居甚苦”，叙述的不是王小波从未经历的、特殊的偶然状态，而是他熟悉的、不得不适应的常态。有讨论者以信中“山妻”(意为“隐士的妻子”)一词为佐证，认为王小波归隐之心不言自明。其实王与挚友书信时，惯常使用这一称谓，特别是给刘晓阳的信，常以“山妻问候”结尾，因此它不能证明王有“隐士”或“归隐”之意。

既然王小波对宗教保持普遍怀疑，也不会因生活遇挫而避世出家，害“相思病”已久的他，更不可能在团聚前夕放弃出国。通过以上的排除性分析，我们推断王不是真要“出家”，张范中“实属荒唐，拟不予理睬”的批示勘破了真相。那么，他为何要写下并寄出这封信呢？

这是王小波的一次黑色幽默式实践。一方面，表达、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他通过书写这封难有回应的信排遣愁苦。另一方面，万一收到答复，于他的生活而言，将是一件“有趣”之事。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是王小波写作的准则之一，与李银河书信时，他曾说“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他善用黑色幽默化解沉重话题的苦难感。纵使写信时的王小波思念成疾，但落笔时，并未叙述或渲染愁苦，反倒自我夸耀一番，形成荒诞效果：“我以为佛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总需要有人来继承的。以我这种情况，不敢说出家后可以光大佛门，起码不是滥竽充数。我虽是大学理工科毕业，国学底子还是有的，而且自幼颇是不笨，这一点可以面试。”信中这段话，与王自述的“大彻大悟”无甚关联，也与佛门讲求的“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对立。出家并非国学功底、智力水平的选拔，王小波越是这样“一本正经”地自我介绍，越是偏离出家本心，越是证明他正在黑色幽默，实则无出家之意。王小波认为，黑色幽默无须刻意为之，“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它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这件事当然非常地有意思”。综上所述，这封充满黑色幽默的信，正是王小波在苦闷中的一个思维片段、一次情绪宣泄，用王式笔调记录下来，使严肃与诙谐并立，一时间真假难辨。

1995年王小波第二次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他发表感言时说：“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两地分居甚苦，文学创作何尝不是件苦乐相间的差事？不可否认，写“出家”信札的王小波必然愁云惨淡，通过写作这种独白方式，他已将苦闷一定程度地排解出去，而这封发出的信是否得到回音，已不重要。如若王小波真有出家之心，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无疑有很多。

这封讨论“出家”的信札，是青年王小波心路历程的珍贵片段，它也很能体现王小波亲切简洁的书信文风。《黄金时代》的责编赵洁平形容王小波，“为人最大特点就是真实。他不会客套、没有废话，真实得令人不免替他担心，担心他与人交往、相处的能力”。王小波写这封信时32岁，赵朴初77岁，两人从年纪到社会身份地位都十分悬殊。但王在信中直陈其事、直言所需，毫不迂回地提出几则请求：“请指一条入门的路子”“请您老人家代为打听一下出家要办什么手续”“请介绍一位法师和我谈谈话”。从头到尾都不做庸俗的抒情与客套，直叙所思所想所求，似与老友闲谈，简单明快。

本文所论及的相关信件

生前未受充分重视的“文坛外高手”王小波与佛学大师赵朴初，两位看似毫无关联的已故名人，竟通过一份信札，在四十年后的新媒体平台激起水花，证明已故去近三十年的王小波持续在民间“主流”着。自新世纪初，互联网出现“王小波门下走狗”同好者联盟，到如今“两微一端”的新媒体，二十余年间一批批年轻人喜爱着这位“文坛外高手”，其作品不断被再版，成为稳定的畅销书、长销书。他的爱情故事与英年早逝，不断被浪漫化、戏剧化，其“文化符号”价值也随之放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小波的生平资料与相关研究相当充分。既有亲朋好友从其幼年到其去世的详细回忆，也有同代作家学者几十年来的研究论文，更有爱人李银河对二人爱情点滴的宣传与出版。它们不断为这位故去的作家赋能，使他不曾远离大众传媒与学术研究，同时获得了大众化与经典化。但网络虚拟平台的讨论与炒作，不应脱离真实，忽视作为普通人的王小波，简单以浪漫、自由“想象”这位作家，有失偏颇，也削弱了王小波作品的丰富度。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