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杰：梁祝故事的文献梳理及传播问题研究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06-30 14:12

内容提要：《金楼子》《十道四蕃志》《宣志室》并未载有梁祝故事，宋明清人所见或增衍所致，或民间坊刻。《义忠王庙记》乃明人假托李茂诚撰。两宋之际，梁祝故事主要流传在江南吴地，发展轨迹依次是同冢、共读和化蝶，并在宋元以后形成宁波和宜兴两个传播体系。民间戏曲是梁祝故事的主要传播途径，《义忠王庙记》、《宁波县志》内容来源于此。明代文人士大夫的书写将两个体系的梁祝故事整合到一起。

脍炙人口的梁祝爱情故事一直深得国人青睐，围绕着这一美丽传说而形成的梁祝文化也影响深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钱南扬、顾颉刚和容肇祖等人展开研究，而钱南扬的研究成就最大，其《祝英台故事叙论》（《国学门月刊》1926年第3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民俗》周刊1930年第93-95期合刊《祝英台故事专号》）两文几乎将相关文献搜罗完毕，不仅考察了梁祝与《华山畿》和韩凭夫妻故事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梁祝化蝶可以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这两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的《梁祝戏剧辑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梁祝故事重新得到学界关注，先后有焦杰的《古代爱情故事中化蝶结局的由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周静书的《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赵山林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演变》（《艺术研究》1999年第4期）、姚宝瑄与王立军的《化蝶新证》（《宜兴梁祝文化•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4年）和顾希佳《从梁祝传说看民间故事与俗文艺的互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虽然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但关于梁祝故事起源与发展大体与前辈学者观点一致。

近年，王宁邦的研究比较受人瞩目。他对梁祝故事及研究动态做了全面梳理，先后著有《祝英台考》（《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碧藓庵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梁山伯考》（《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梁祝化蝶考》（《艺术百家》2015年第5期）等文。他认为：祝英台原本是地名而非名字，祝英台读书处是文人学子学习揣磨国山碑之处；梁祝化蝶与韩凭夫妻故事无关；梁祝化蝶出现在南宋末期的宜兴，可能与古人对梁武帝的崇拜关系密切，梁祝故事与梁武帝和他的妃子阮修容有关等等。

总体而言，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虽然研究梁祝的论著颇多，但主流学术观点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保持着出现于南朝时期、大体定型于宋代、化蝶结局出现在南宋的结论。以至有学者认为：“对于梁祝传说的原初形态的考察，已经很难再有新的推进。” 这一说法虽然是符合梁祝研究的现状，却不能称之为准确。因为关于梁祝故事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学术界依据的文献一直是《金楼子》、《宣室志》和《义忠王庙记》等，但实际上，除了《义忠王庙记》外，《金楼子》、《宣室志》中有梁祝故事都是明清时人的说法，用明清人所见材料来讨论南朝隋唐时期并不合适。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文献的记载进行梳理和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对梁祝故事的产生发展及传播问题再做探究。

一、早期梁祝故事文献的梳理与考证

梁祝故事最早见于《金楼子》、其次见于《十道四蕃志》是普遍的说法。陈寅恪《丁酉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诗》自注云：“年来颇喜小说戏曲，梁祝事始见于萧七符书也。” 七符是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即其所著。庄一拂亦曰：“梁祝故事，向为民间所熟知，本事起源甚古，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引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梁祝记载初见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云：‘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此外，张读的《宣室志》和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记梁祝故事颇详。钱南扬云：“张读已经是晚唐人了，下距李茂诚仅三百年，然以此文与李氏《庙记》同看，又附会进不少事情去了。” 赵山林断言：“梁祝故事最早当产生于东晋，萧绎《金楼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张读《宣室志》、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先后作了记载。”

十分诡异的是，除《义忠王庙记》外，其它几部文献的今本均无梁祝故事。是佚失了呢，还是另有它故？学者对此避而不谈，默认其真实可靠。钱南扬即云：“在未发现徐氏之言不可靠的证据以前，只好当他是可靠的了” 。郑土有和蝴蝶则曰：“徐树丕的话应该不会毫无根据、凭空捏照；或者说他当时见到的《金楼子》及《会稽异闻》中的确有关于梁祝的记载。” 其实，尽管没有直接的材料能证实这几部文献所载是否可靠，但仔细考索传世文献仍然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下面逐一进行考证。

梁祝故事见于《金楼子》是明末徐树丕于《识小录》所云。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金楼子》一书宋时尚完整，明初渐已湮晦，明末散亡。今本《金楼子》据《永乐大典》所辑，无梁祝事。故学者推断《金楼子》中确有其事，只是后来佚失。赵山林即曰：“今存《金楼子》已非全貌，无从见到其中记载的梁祝故事。” 焦杰亦曾认为：“今本《金楼子》乃据《永乐大典》所辑，内中并无梁祝之事，盖已佚失，然徐树丕时尚见”。这种判断仅基于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佚失的经验，却忽略了也会出现增衍的情况。《永乐大典》修于明初，从中辑出的《金楼子》没有梁祝故事，说明明初的传本很可能就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在明以前佚失。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永乐大典》没有收入此条。然今本《金楼子》卷五“志怪篇”载有孔子冢和东平思王冢，若有“义冢”亦当在此卷，但卷五比较完整，不似有缺文。故收入《永乐大典》的传本没有梁祝故事，徐树丕所见当是另外一个版本。此版本不为明清藏书家收藏，说明它既非宋元旧本，亦非较好的明本，很可能是民间坊刻。

《十道四蕃志》为唐中宗时人梁载言所著，已佚。其载有梁祝故事见于宋代张津《乾道四明图经》：“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质朴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若《十道四蕃志》确有所载，则梁祝故事在初唐已流传开来，《金楼子》中当有所记录，但《金楼子》宋时尚完整，《乾道四明图经》为何不但不加引用，反而未有一句提及？当然，除了《金楼子》原本无载外，还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津没有看过《金楼子》，二是张津所见《十道四蕃志》并非梁载言旧本。相较而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四明在唐宋时为明州，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均无与梁祝有关之记载。若初唐时梁祝故事已经流传，这三本地理总志当会有些许痕迹，至少《元丰九域志》应该提到。显然，张津所见《十道四蕃志》是有问题的。假若张津所说为实，则是传抄或雕版印刷过程中出现了衍文。比如韩凭夫妻的故事最早见于晋干宝《搜神记》，说韩凭夫妻死后化为相思树，唐代诸书包括成于晚唐的《岭表录异》所引虽略有差异，但都以相思树结尾，但是在《太平寰宇记》里，则衍生了“化蝶”的说法。这种现象在古籍流传过程中是很常见的，《十道四蕃志》应该也不例外。

《宣室志》为晚唐张读所撰，今本同样没有梁祝故事，说其载有梁祝故事见于清翟灏于乾隆年间编的《通俗编》：

英台，上虞祝氏女也，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乃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近年有学者据此认为梁祝故事在晚唐时期已有雏型。郑土有、蝴蝶云：“至此，梁祝传说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形”。唐骋帆则云：“标志着‘梁祝’故事在唐代已经初具雏型。” 这一结论不仅不够严肃谨，而且忽略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宣室志》是否载有梁祝故事，李剑国早就做过详细研究，并指出《宣室志》：“所载皆唐事，祝英台事在东晋，自不应载本书。” 所以翟灏所见《宣室志》肯定不是宋元旧本，也不是较好的明清刻本，若非传抄或雕版过程中增衍，便是明清民间坊刻胡乱窜入。这应该是明清以来私家藏书目录未曾收录这一版本的原因。

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问题更为严重。所谓义忠王便是梁山伯，庙址在宁波鄞县高桥乡邵家渡，今碑为清代重立。碑文最早见于晚明遗民闻性道编的《康熙鄞县志》。据碑文所云“宋大观元年季春，诏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实可考。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则庙碑最早立于北宋末年。然《义忠王庙记》与《通俗编》所引《宣室志》相差不多，只是增加了人物对话、故事细节和马氏开棺、巨蛇护冢和梁山伯显灵护国被封义忠王之事。而李茂诚《宋史》无传，成书于南宋中后期的《乾道四明图经》未有只言片语提及。若李茂诚撰写《义忠王庙记》属实，则说明梁祝故事不但在北宋末年已经非常流行，而且故事内容也与后世相差无几，那么《乾道四明图经》不加引用就说不过去了。

又，祝穆《方舆胜览》多收古诗文，于南宋境内之名山大川古迹等多有所载，卷四“常州”条中引有《毗陵志》，却未提及梁祝事。祝穆卒于1255年，但咸淳是1265—1274年，则其所见不一定是《咸淳毗陵志》；不过祝穆之子祝洙对此书有增订，故《毗陵志》的内容可能是祝洙所增。不管祝书所引《毗陵志》是否是咸淳年间所编，但祝家父子未加采用，说明梁祝故事在当时的影响十分有限。另外，该书《引用文集目》列举所引前人与山水寺观楼台亭阁有关诗文极多，却无《义忠王庙记》；同卷“庆元府”（原明州）中有四明郡，提到鄞县，也没有提到梁山伯。元代的《延佑四明志》与《乾道四明图经》相同，同样没有记载《义忠王庙记》。诸多迹象表明，庙碑应该是明代所立，托名李茂诚撰。

《会稽异闻》一书未能见到原本，遍寻丛书也查找不到，明清众家藏书目录也未见收载，很有可能是民间坊刻的伪书。

通过梳理和考证可知，梁祝故不可能出现在《金楼子》和《宣室志》中，徐树丕、翟灏所见应为民间坊刻本，《会稽异闻》可能是坊刻的伪书，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则是明代的附会。到目前为止，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诗文尚未发现与梁祝有关的内容，所以梁祝故事不可能出现在隋唐以前。我认为，梁祝故事最早是晚唐以后才出现的，因为同冢情节来源于《华山畿》，故而被后人附会到南朝之时。

二、两宋时期梁祝故事主要流传在江南

现存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文献是《乾道四明图经》。四明是明州的别称，治今宁波市。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张津担任明州知府，以《大观明州图经》为蓝本，主持重修四明志，并于乾道五年(1169年)修成。这是现存最早的四明志。原书久佚，今本是晚清时期从《四明文献录》中辑出。乾道距大观50年，以此推之，梁祝同窗同读、死后合葬的故事至迟在北宋末南宋初便已形成，而且最早出现在明州，但化蝶之说尚未出现。义冢后面的庙就是后来的义忠王庙。张津对这个传说非常相信，特意引用了《十道四蕃志》加以证明。

第二部文献是史能之的《咸淳毗陵志》。毗陵即常州，治今常州，史能之在南宋咸淳年间知常州事，主持修撰《毗陵志》30卷。这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志。书中两处提到梁祝。第一处是第25卷：“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皆榻肄业后，第进士。咸通间以私财重建，刻奏疏于石。” 第二处是第27卷：“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泊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善卷山一名龙岩，下有善卷洞，今属宜兴。从乾道(1165年-1173年)到咸淳（1265年-1274年），时间跨度一百年，梁祝故事也有发生了一些变化。宜兴流传的故事内容更加丰富，俩人不仅一块读书、合葬，而且双双化为蝴蝶；善卷山的广教禅院最早就是在祝英台的故宅上建成的。不过，史能之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尽管广教禅院是齐武帝赎英台旧产而建的说法出自寺记，但他依然认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相信有祝英台这个人，即便有，也绝对不是女子。

史能之所讲的寺记是广教禅院的史志，这在后来就是《善权寺记》。寺记所载是否可靠呢？《方舆胜览》的作者祝穆卒于1255年，其子祝洙对其书有增补，而且看过《毗陵志》。若其所见非史能之的《咸淳毗陵志》而是较早的《毗陵志》，则说明宜兴在咸淳以前并没有梁祝故事流传；若其所见是《咸淳毗陵志》而又没有加以采用，则说明他与史能之一样认为“其说类诞”。相对而言，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史能之和祝氏父子的判断是正确的。

寺记是历代僧人所写寺院史志，附会夸张是常有的事。以善权寺为例。明代善权寺僧方策编的《善权寺古今文录》收有晚唐李蠙《题善权寺石壁》诗，云其自序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 同书又收有李蠙的《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状》，说善权寺齐时建，“有九斗坛，颇有灵异，毁于武宗灭佛” ，全文言未及善权寺与祝英台有关。《太平寰宇记》记载常州宜兴有九斗坛，“梁武帝时，为天旱，求雨于蒋山，神感梦于武帝，云九斗山张水曹能致雨。帝乃使立坛祠之，回应自此。” 显然，《题善权寺石壁》的自序是有问题的，况且“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的表述不似自序的口吻。故善权寺最早建于南齐、且建于私人宅第之说无误，但宅主绝非祝英台，寺记所载当是附会祝英台故事而成。王宁邦也认“祝英台故宅”，其实并不是祝英台读书的地方，而是地名祝英台上的旧有建筑。

与王宁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南宋初期的毗陵已有梁祝传说。南宋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著有《游祝陵善权洞诗》：“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左右蜗蛮战，晨昏燕蝠争。”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薛季宣到毗陵探望岳父母，此诗是其游祝陵善权洞所写。王宁邦则认为祝陵“起源与三国时吴后主孙皓在阳羡山封禅有关，祝英台本是封禅或祭祀时垒筑的神坛”。他的说法虽然很有道理，但他认为阳羡山的封禅台被称为祝英台则未免牵强。我认为祝陵原本是一个祭坛，或者是古建筑遗址，也许就是孙皓封神阳羡山的遗存，但称其为祝陵是北宋中期以后的事情，而且应该与梁祝传说有关，薛季宣所吟的英台就是祝英台，钱南扬认为梁祝化蝶始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主张是正确的。

王宁邦认为梁祝化蝶出现在南宋末年的宜兴，除了特殊的地理环境外，很可能与梁武帝信仰有关。其论据是曾糙《类说》所载“梁山有汉武帝庙，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二三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惊。撤馔然后群去。时谓武帝侍从，捉之者必致病” 的传说，加上“全国有许多梁山，不少的梁山上都建有佛寺，甚至有的梁山寺庙里供奉的就是梁武帝……祝英台故宅最早为梁山伯庙，山伯即为山神，后因其改为与梁武帝有关的梁王庙”等材料。我认为，民间将汉武帝讹传为梁武帝是有可能的，但据此而推断梁祝化蝶与梁武帝有关则失之武断：一则“致病”之说与梁祝化蝶的寓意相差甚远；二则《咸淳毗陵记》、《善权寺古今文录》所收李蠙诗文只提到齐武帝，倒是《太平寰宇记》提到梁武帝；三则《义忠王庙记》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因此，我认为化蝶的出现主要与“灵魂变蝶”的社会思想文化有关，首先出现在宜兴则与其地理环境有关。在北宋末期，人死化蝴蝶的说法在宜兴就已经很普遍。何薳（1077年-1145年）的《春渚纪闻》记载：“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女，二族称其韶丽，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后遇远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 人死化蝶这一现象为文人士大夫注意并记载，说明这一观念在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梁祝故事受其影响是必然的。

除了《乾道四明图经》、《咸淳毗陵志》和《游祝陵善权洞诗》外，两宋文献再无梁祝记载。不过北宋中期以来，却出现了词牌名《祝英台近》。现存最早的作品是苏东坡的《祝英台近·挂轻帆》，这通常被认为是祝英台故事在北宋时期已经流传的证据。钱南扬即云：“梁山伯访祝英台事，相传最久，故词有《祝英台近》”。王宁邦则认为此词是苏轼到宜兴寻访祝英台故址而写，但他认为苏轼寻访的是吴后主孙皓于阳羡山封禅时立的国山碑。若钱南扬所云无误，则梁祝故事在北宋中期就已经以民间曲调的形式流传；若王宁邦之说正确，则梁祝故事在北宋中期时还没有产生。不过，即便民间曲调中已有梁祝故事，其影响也极为有限。因为苏轼除了广赋诗词文外，也喜欢撰文记录一些神异的事情，比如他的《天篆记》记载的是江淮崇奉紫姑的习俗，他的《子姑神记》描写的是黄州郭氏迎请紫姑的情形，他的《仙姑问答》讲述的是紫姑的出身与来历。如果祝英台的故事在北宋流传很广的话，他是不会不写入自己的作品里的。从这一点来看，王宁邦的观点更客观一些。

从以上分析来看，梁祝故事于北宋末南宋初便在江南流传，基本成型于南宋后期，同窗共读、合冢而葬、化蝶的说法均已出现。但其影响主要在江南一带的民间，而且集中在吴地，并未引起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注意。虽然同窗共读来源不详，但女扮男装事自古皆有，五代还出现了女扮男装的才女黄崇嘏，推测梁祝故事的发展脉络依次是同冢、共读和化蝶。

三、明代中期梁祝故事的来源与传播

到了明代，梁祝故事的影响渐渐扩大，吟咏梁祝化蝶的诗明显增多。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杨守址有《碧藓坛》：“两两蝴蝶飞，双又花枝横。” 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宜兴县令谷兰写《祝英台近·碧鲜岩》：“只今音杳青鸾，穴空丹凤，但蝴蝶满园飞去。” 《万历重修宜兴县志》亦收明人许有谷的“故宅荒云感废兴，祝英台去锁空陵。年年洞口碧桃发，蝴蝶满园归未曾”一诗。与此同时，蝴蝶乃梁祝所化之说在民间也很盛行。彭大翼（1552-1643年）《山堂肆考》即云：“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

不仅化蝶之说非常盛行，而且梁祝故事更加完整，情节更加丰富，增加了祝英台许嫁马氏子、梁山伯任鄞令、祭坟合葬、谢安赠义妇、梁山伯显灵、立庙于鄞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陆容《菽园杂记》载道：

梁山伯、祝英台事，自幼闻之，以其无稽，不之道也。近览宁波志，梁、祝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过上虞，寻访之，始知为女。归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许马氏子矣，梁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梁为鄞令，病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处，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马氏闻其事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和帝时，梁复显灵异，效劳于国，封为义忠。有司立庙于鄞云。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

陆容(1436年-1497年)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人，主要生活于明代中期以前。他自幼就听说过梁祝故事，但一直认为是无稽之谈，后来读《宁波县志》才发现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显然明代中期之前，梁祝故事已经定型，并被写入宁波地方志。《天顺宁波郡志》载道：

梁山伯庙去县西一十六里接待亭西。山伯，东晋时人，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乃女子名英台也。山伯怅然归，告父母求姻。时祝己许马氏，弗遂。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郧城县西清道原。又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弗能前。英台临冢哀恸，地裂而埋壁焉。马氏言之官，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奏封义妇冢。安帝时，孙恩寇鄞，太尉刘裕梦神效力，贼果遁海，奏封义忠王。今有司立庙，宋大观中，知明州事李茂诚撰记。

《天顺宁波郡志》所载与《菽园杂记》相同，只是没有化蝶之说，另外还提到了李茂诚撰写《庙记》一事。那么《宁波郡志》所载是从宋元方志承继而来的吗？现存最早的四明志就是《乾道四明图经》，里面的梁祝故事极为简单。南宋最后一个皇帝理宗(1225年-1227年）在位时修撰的《宝庆四明志》和元代的《延佑四明志》中的梁祝内容都是沿袭的《乾道四明图经》。前者增加一句话：“旧志称曰‘义妇冢’。然英台女而非妇也。” 后者也增加一句话：“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 显然，《天顺宁波郡志》中丰富而生动的梁祝故事不是从历代四明志传承下来的，它的来源应该是所谓的李茂诚《义忠王庙记》。《菽园杂记》所载除了口耳相传之外，也应该参考了《宁波郡志》。

有意思的是，明代《宜兴县志》中的梁祝故事大体与《咸淳毗陵志》相同：“祝陵在善权山。其岩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同学，后化为蝶。古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 钱南扬认为：“祝英台的故事传到宜兴之后，才把化蝶事加入的。” 我倒认为，梁祝故事在宋元以后以宁波和宜兴为中心形成两个传播体系：宁波无化蝶而有庙，渐渐转向神化梁山伯；宜兴无庙而有化蝶，一直渲染梁祝爱情。到了明代，热衷于书写梁祝故事的文人们则将两个体系融合到一起。这些文人除了陆容外，还有徐树丕和冯梦龙，其中冯梦龙在《情史类略•祝英台》中注明显灵、封王、立庙事出自《宁波县志》。假托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虽然没有明确化蝶，但“从者惊引其裙，风烈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 的描写却带有化蝶的意思。

内容简明的梁祝故事如何在明代中期之前突然变得丰富起来？到了清初的《义忠王庙记》里又增加了母梦日贯怀而孕、马氏开棺、巨蛇护冢之事，既有故事情节，也有人物对话，更有情感的描述。这些情节从何而来？考之文献，除了巨蛇见于李蠙的《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状》外，其它两个内容在文人著述中均找不到痕迹，显然文人士大夫的创作不是主要传播途径，其传播途径应该是宋元杂剧和说唱话本。不过宋元话本流传下来的极少，冯梦龙编的《三言》没有梁祝话本，但《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颇似是梁祝故事。以此推之，宋元话本也非梁祝故事的主要传播途径。梁祝故事的主要传播途径应该是宋元戏曲，即南戏、元杂剧和明传奇。

现存最早的梁祝曲目是南戏《祝英台》，其次是元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均无剧本流传。元代传奇曲目有《祝英台》，明人钮少雅的《汇纂元谱曲九宫正始》中辑录有数条戏文。南戏本是流传在村坊里巷的民间戏曲，用于演出的剧本多由民间的书会才人创作。入明以后，南戏发展很快，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均已形成并广为流传。“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 南戏由此而引起封建士大夫的关注，称为传奇，文人雅士也热衷于传奇的创作。《浣水续谈》记载：“吴中有花蝴蝶，妇孺俱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近有作为传奇者。” 明传奇演绎的梁祝故事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更容易在民间广泛传播，陆容从小就是通过这种途径熟知梁祝故事的。目前，明传奇中有目可查的梁祝曲目有《牡丹记》、《两蝶诗》、《还魂记》(又名《英台记》)、《同窗记》、《访友记》等，均成于晚明时期。

将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甚至戏曲故事编入地方志是明清地方志编撰工作中常有的事情。比如明清时的《贵州志》《安顺府志》等载有很多关索的故事，但实际上关索其人名不见经传，唯宋代笔记小说中以关索为名号的人颇多。周绍良先生认为关索的故事“在唐代时候，可能已经有了，并且民间极为流传，所以有的地方把他附会到地名上，迷信宣传的也拉来附会到鬼神上，一直到后来宋代余风犹炽，因之人们取绰号装点上。但是接着就故事失传了。” 其实，关索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以说唱的形式流传，《明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即是保存下来的一种，只是这个《花关索传》建国以后才被发现，1997年以后才出校点本。

对方志胡乱窜入的做法，明代学者已经有所察觉。张岱（1597年-1689年）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亡后，隐居四明山中潜心著述。他对梁祝故事颇感兴趣，并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其在《夜航船》中写道：“四明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学，梁不知祝乃女子。后梁为鄞令，卒葬此。祝氏吊墓下，墓裂而殒，遂同葬。谢安奏封义妇冢。” 显然，他对《宁波县志》、《义忠王庙记》和《识小录》中神异离奇的故事情节并不认同。另外，《陶庵梦忆》提到他到曲阜拜谒孔庙一事，发现“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可见，梁祝故事在晚明时已经被其它方志写入，而张岱对此颇不以为然。

基于以上的考察推断，梁祝故事的出现不会早于晚唐以前，同冢内容应该受到《华山畿》故事影响，《金楼子》、《十道四蕃志》和《宣室志》的相关记载或是传抄雕版印刷过程中出现的衍文，或是明清民间坊刻胡乱窜入的。梁祝故事于北宋末南宋初便在江南流传，基本成型则到了南宋后期，发展脉络是先同冢，次共读，最后才是化蝶。但其影响主要限于江南地区，且集中在吴地。南宋以后，梁祝故事形成了宁波和宜兴两个传播体系，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思想文化使宜兴成为梁祝化蝶之说发源地。梁祝故事最早可能以民间曲调的形式流传，民间曲调发展为说唱艺术，又发展为南戏，后来又发展为杂剧和传奇，梁祝故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曲目。这是梁祝故事的主要传播途径。民间戏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有利地促进了梁祝故事的传播，不仅使梁祝故事的影响由民间扩大到士大夫阶层，也使其故事情节变得更富有传奇色彩。这些内容既是《义忠王庙记》的来源，也是《宁波县志》梁祝故事的来源。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梁祝戏曲影响的扩大，一批文人雅士加入梁祝戏曲的创作，另一批文人士大夫热衷于梁祝故事的记录与书写。在他们笔下，两个体系梁祝故事被融合到一起，影响了后世梁祝文化的发展。

原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