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吾其将狂矣”：钱钟书日记精神之一端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5-29 09:43

《钱钟书日记》自印本，2022年

钱钟书（1910-1998）善于炫耀才华，这种炫耀不止于小说《围城》，不止于他皇皇的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等。他的博学和才华融为一体，即便不向外露出锋芒，在公之于众的著作中尽情展示，也难以掩盖。当皇皇的《钱钟书手稿集》公布之后，人们除了礼赞这位大师之外，实在可以想见他的天才也在于日积月累的阅读和札记。而一份更隐秘的日记，把钱钟书的自我揭示得更为彻底。金克木曾在私底下认为钱钟书“太做作，是个俗人”（扬之水《读书十年》，中华书局，2011年，95页），许多人据此以为是新见。揆诸钱钟书的日记，他完全坦然于自己的俗。他好名，好辩，并不讳言。一如李白之于功名富贵的渴求，他都要，只不过要的比普通人的分量大得多而已（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语）。

摊开1933-1934年间钱钟书的日记，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不完全在于他和杨绛（1911-2016）的私人情感。虽然，这是足资咀嚼的文坛掌故，且早已为范旭仑先生剖析得清清楚楚。使人为这份日记感到震撼的，是钱钟书在日记中无论记载什么，都锋芒毕露，充满机锋，令人不自觉地感受到文字中流淌着的“狂态”。这是钱钟书的“日记精神”。从黑格尔（1770-1831）处借鉴“时代精神（Zeitgeist）”探析钱钟书的日记，是意图在读书、生活及情感的广泛世界中，阐明钱钟书的日记及它所葆有的那个时代的理想。

早在1931年，钱钟书为谭献（1832-1901）《复堂日记续录》作序时，已高标“简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复堂日记续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且对“晚清四大日记”的优劣有精辟分析。不惟如此，钱钟书还积极写作日记。钱基博（1887-1957）尝自诩父子二人“集部之学”冠绝天下，而于史部，我想钱氏父子的贡献主要在日记写作层面。尤其是钱钟书，平生所记日记极富（范旭仑《钱钟书的〈起居注〉》，南方都市报2021年10月10日）。惜乎钱钟书日记或自焚其稿，或为杨绛烧毁，总之，目前所知消息，是存世甚尠。而1933年底至1934年这一册钱钟书日记就显得尤其可贵。这册日记原题“起居注卷十四”，始于1933年10月25日，结束于1934年2月28日，中间阙略数天。原由“尤金”整理并注释，载于豆瓣网。2022年，半亩方堂主人和鸣秋轩主人排版编印，名为《钱钟书日记》，印行30册，以飨同好。

笔者所获赠第17册

关于这册日记，范旭仑《钱钟书日记〈起居注〉中的钱杨之恋》（《南方周末》2021年3月11日）深度解析了钱钟书与杨绛儿女情痴的热恋故事；姚峥华《三十册〈钱钟书日记〉落入谁手》则介绍本册日记的印行概况。记事不足半年的《钱钟书日记》经过两篇文章的探照，早已成为研究的“贫矿”。然我读后，别有所思，以为钱钟书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青年的一类典型，而《钱钟书日记》则是那种“狂态”时代精神的写照。解读这部日记及其精神，则1930年代青年狂态的精神世界有望被提升到反思性意识层面。《钱钟书日记》是独一无二的，是充满个性化色彩的私人文本；而《钱钟书日记》的狂态精神世界，则是普遍的，是一个时代日记精神回馈于历史的证据。

一、读书的“狂”

钱钟书眼光是犀利的，倘若照射于人心，不免使人觉得刻薄，但若照射于书本，则这种挑剔每每让人惊叹，他可真是读书有间呀。他读书眼光极锐利，批判力十足，每能抉摘著者之心，烛幽索隐，却又能餍服人心。他爱袁枚（1716-1798）著作，翻看皇皇《随园三十六种》，却并不为袁枚著作等身而折服，他说：“简斋著作虽多，往往相复。同一意也，见于《文集》，见于《诗话》，见于《尺牍》，见于《随笔》。重言申明，三四不厌。统观全集，自能知之。” （1933年10月28日）这是不满于袁枚著作的重复，一意而反复申说。古今大家，在某几个意思上反复申说者并不鲜见，但袁枚这一点，钱钟书不能满意。

袁枚的《随园诗话》，闻名后世，钱钟书却看出它的流行：“非徒标榜声气，亦以答客难而解嘲，先发制人，令评者无隙可乘。回护防范，极为周密。”（1933年10月28日日记）这是窥探到袁枚的著者之心，觉察了《随园诗话》与一般文人互相标榜的诗话的区别。《随园诗话》的妙处，钱钟书以为与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相当，是“‘多警策动人，清言隽辨，间涉诙谐嘲笑，江湖游客藉为谈锋’云云，以之移评《随园诗话》，亦恰合也”。（1933年11月27日）

由于心仪袁枚，故袁枚周遭及身后的评价，钱钟书也特别留意。于是他注意到章学诚“切齿随园，言之不足，故申言之。”（1933年11月27日）又不止于为着知识兴趣而阅读，钱钟书读袁枚诗，还注重关联阅读，从中知悉彼时文人圈的生态。1933年11月4日日记云：“翻看《瓯北诗集》，于随园不能无妬心！《复堂日记续录》亦谓蒋心余《评四六法》颇隐刺简斋。文人相忌，自古而然。随园之于二子诗，亦屡致不足，俨然以先进自居也。”在日记与诗文集的比照阅读中，钱钟书看到文人相轻，而这些心得最终也写进了《谈艺录》。

钱钟书日记多有关于袁枚著述的评语

在1933-1934年这几个月的日记中，钱钟书最关注的古人著作，除袁枚外，当属谭献。内里共同的原因，大概在于袁枚和谭献都是文士气极浓，又好评骘人物。他说：“复堂皮里阳秋，正复不浅。其评骘文字者不论，摘论人数事：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戴子高窃余前年所得陈硕父传校《管子》走苏州，咄咄怪事。’”（1933年11月5日）皮里阳秋，可不就是钱钟书衡文论人事的一贯作派。况且，谭献的日记与手札，都曾贮藏于钱基博家。《复堂日记》出版时，钱钟书还作过一篇序。这一时期，他重又翻阅了一遍谭献日记。于1933年11月5日日记云：

阅《复堂日记补录》、《续录》一过。《补录》卷一乃同治时避地闽中所作，少年气盛，好为大言（如云：“符雪樵比黄仲则”，“韩愈创叫嚣之文”，“秀水朱氏之考证、海宁查氏之诗，吾可折棰使之”，“朱子毕世未尝通经”等等）。多所击排而漫无根据，徒持门户。卷二则已入光绪时，虚锋略尽，往往与少年时未定之见不相侔矣。……《补录 ‧ 二》四月廿一日：“阅《汉学商兑》，亦所谓‘针砭不中腧穴’者也”；《续录》三月廿九日则云：“《汉学商兑》巨刃摩天，尚非徐夫人匕首。”《补录 ‧ 一》八月十三日：“爽秋诗文，稗贩与罔诬皆有之，然精处不可没”；《续录》正月廿日则云：“爽秋诗以玄为体，以质为用，近《箧中》、《极玄》二集。中唐、北宋间可参位置。”先后持论抵牾，正可觇复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