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

2019年4月,汪德迈向汤一介藏书馆赠送他的博士论文

1988年8月,乐黛云与金丝燕参加联邦德国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

◎唐山

“我们都在暗物质和暗能量中浮游。不久都会快乐地拥抱合流。”2018年1月23日,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乐黛云先生给金丝燕发了微信,那一年,她87岁。

乐黛云先生于2024年7月27日辞世,作为学生与学术同道,金丝燕与乐黛云先生往来近40年,这本《随乐黛云跨文化的故事: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金丝燕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6年9月)算是还了“写长篇回忆”的心愿。

这是一本需要细读的书。一方面来自它的克制陈述,以避免用情绪“挟持”读者;另一方面来自它近乎纯史料的呈现方式,以记录乐黛云先生为搭建中西文明平等对话“跨文化之桥”付出的辛劳。而细读,恰好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功。

只有当“逆全球化”突然变成热门话题,我们才惊觉书中长者们的远见、睿智与担当——他们早就看到了危机,早就在思考着危机,早就在努力去化解危机……一代人终会逝去,但去年的雪不会真的消失,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当下。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写道:“我们从来不曾在自己的家园,我们始终在外。”对于无根的现代人来说,永远会有远方,唯经“跨文化之桥”,方能抵达,这是必须接受的宿命。本书因此而具有心灵地图的价值。

曾经的教诲,多少人真的听懂了

知乐黛云者多,了解乐黛云者少。大多数中国读者只知“世界文学”,不知“比较文学”。

一代代年轻人沦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加缪、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世界中,突然明白“小说”与“故事”的区别,由此踏入“小说共和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年龄的人们,会为同一部小说落泪,切身感受到歌德在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的召唤。即使青春逝去,“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仍让人热血沸腾。

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是平等、相互借鉴、灵魂对话的,但在教科书中,“世界文学”变成“伟人谱系”,进而发展成隐秘的文化影响力竞赛——究竟是法国小说好,爱尔兰小说好,还是俄罗斯小说更好?

1914年7月,正在法国图尔旅行的茨威格乱入小电影院,正片前插播了新闻片,德国威廉皇帝现身屏幕,他苍老的面容与颤抖的双手,引起法国观众的大声嘲讽。茨威格惊呆了:究竟是什么,让人类心中充满敌意?

大多数人正在亲历不尽如意的人生,竞争作为日常,持续侵蚀着人性中的善意与宽容,当文学也变成“争取民族荣耀”的工具,还有什么力量能对抗这种侵蚀呢?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自杀,留下遗言:“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世界文学”无法割舍“皇帝看花园”式的中心主义视角,一旦确立中心,非中心文学便只能靠表演、卖弄“异域风情”,赢得中心认可,以换取更多传播的可能。

“世界文学”已背离了歌德的初衷,日益走入狭隘、小众、单向度的死胡同。

乐黛云先生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历尽艰难。初期禁区多,后期又遭加速转向“世界文学”的冲击。即使在今天,又有多少人真懂先生的教诲:“真正的比较文学,不是把两样东西凑在一起比高低,而是要发现它们在各自文化土壤中的独特价值。”

重读本书所录乐黛云先生在2012年写的《跨文化宣言》,仍如醍醐灌顶:“暴力冲突不仅来自爆炸和战争,更来自以暴力为后盾的金融独裁和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西方政治学家认为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即人权。但人们发现其负面的结果却是自私的合法化,并使自私无止境地发展为贪婪,贪婪永无止境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切冲突之源。”

当下世界的种种困境,早已被乐黛云先生预言。

“和而不同”“文化自觉”来自内生的悲悯

为什么乐黛云先生思考得这么深、这么远?

书中未直接回应,但从法国汉学泰斗汪德迈的发言中,颇可见端倪。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称汪德迈是“法国第一儒”。2003年,金丝燕作为乐黛云的学生,受命对接汪德迈,以推进《跨文化对话》辑刊工作,10余年间,每周必有一次学术工作坊,合作完成了《文心雕龙》的法译。在汪德迈建议下,金丝燕完成相关研究,获2019年的儒莲奖(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以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的名字命名)。

汪德迈晚年研究甲骨文,推出名著《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口语”,故以“逻辑”为基础;而“中国不是口语,是文字的”,故以“文心”为基础。

在绘画上表现最鲜明,“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西方的画家不是写意而是写形,他们模仿自然,中国的艺术家不是模仿自然,他是和自然合作,中国很重要的策略是天人合一”。

不同的语言,创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汪德迈甚至认为“文言不是交流的语言,是思辨的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学者亨廷顿力推“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大谈“软实力”时,汤一介、乐黛云等先生却力主建设“跨文化之桥”。从西方语言出发,难免走向安德烈·纪德的“美好的文学不来自美好的情感”式概念化;而从中文出发,就会走向“人在天和地之间,必须和天地共同运行”式的中庸之道。

真实的世界既需要“逻辑”,也需要“文心”。在一个过度“逻辑”化的世界中,难免会出现巴西学者甘地多对生命的认知,他说:“生命就是在这条道上奔跑的车。”“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就是两边的镜像,被甩在后边的瞬间记忆而已,而且互不关联。”

概念可能剥离生命的实在感,“逻辑”可能取缔人生的意义。可不愿为世界附魅的人生,与虚度又有什么区别?冯友兰先生曾说:在无人问津的世界中,如月球,尽管有壮美的山河大地,却因缺乏人的感知与欣赏而陷入“长夜”的境地。然而,自从人类踏足月球,那些山河大地便开始为人所知,所赏……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为天地“立心”。

汤一介、乐黛云等先生能不被“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等时髦学说所诱惑,源于他们深厚的国学修养,沿着内生的悲悯、同情、宽容,最终成长为“和而不同”“文化自觉”。

难怪汪德迈说:“最大的危险,不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一元化、语言的一元化、今天的世界,每人要会说四种语言。”“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另外的路,所以我以为应该保护中国文化,也尽可能让我在法国的同胞了解中国文化。”

汪德迈写的最后一部法文专著,便是《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最长的时间和最久的沉默

坚守文化自性,绝非故步自封。乐黛云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访学的人文学者之一,她曾将1981年—1984年自己在美的经历称为“学术盗火之旅”。

书中较少提及与乐黛云先生的私人往来,但也有一些有趣的细节。1995年9月,乐黛云、汤一介应法国汉学家施舟人邀请,赴法讲学,乐黛云先生特意拉金丝燕去了老佛爷(创立于1893年,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店,亦译为拉法叶百货):“我送你一件衣服。”金丝燕挑了一件连衣裙,800法郎。付钱后,她们去顶层咖啡厅喝咖啡,然后高高兴兴乘地铁回家,回家才想起来,新衣服落在柜台上了。

第二天,乐黛云、汤一介在协和广场附近花园的木头长椅上坐观行人和景色,来了好几个吉普赛姑娘,给他们跳舞,其中一个过于奔放,汤一介赶快起身拉乐黛云离开,这时才发现,钱包丢了,施舟人刚给他们发的2万法郎工资全没了……

在繁华的巴黎,也有很多不幸福的人。来收房租的法国小伙子常遭调侃,不上班也生活无忧,他说:“你们以为我幸福吗?可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时,面对镜子不敢看自己。镜子里的这个人是多么无能,只会收房租。我怨父母给我留下了这个楼的房产,我除了收房租,还会什么?”

时代造就了太多“思想的孤儿”,唯有重建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方得救赎。

在《远近丛书:童年》中,施舟人记录了“二战”期间,家人收留的犹太小孩铁欧的故事,可能因邻居举报,德军突然大搜查,其他犹太人都藏入隐蔽夹层,除了还在睡觉的铁欧。搜查人员叫醒了他,点破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承认了,搜查人员给他巧克力,把他抱在腿上,哄他,让他说出别人藏在哪里,铁欧果然说出了藏身处,所有人被逮捕,包括铁欧的母亲。

施舟人无法忘却这段亲历,却不同意用法文出版,僵持间,乐黛云先生拍板决定用中文出版,来自荷兰的故事对中国读者有同样的价值,如书中所说,“对历史的无知正是愚蠢的开始”。

乐黛云先生总是这般波澜不兴,一句“我只信任你”,便不再说什么。金丝燕在书中写道:“我们之间不多话,互相不用说服。心有灵犀。乐老师只提醒过一次:‘非同道的,还是不接触吧。不可能变道的。’”

这是一本写给视精神生活高于一切者的书,没有居高临下,没有高头讲章,只为呈现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生命韧度与光彩,即:“佛陀说过,最重要的事,需要最长的时间和最久的沉默。……活着就是,不定目的、时间。生命问过自己‘你在呼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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