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吴嘉谟《孔圣家语图》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11-05 12:42

吴嘉谟（1570—1620），字绩可，号毅铭，晚号侗如，汉阳（今属湖北武汉）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进士，后为新建令、户部员外郎中、扬州知府。《孔圣家语图》成书于万历十七年（1589），原题“武林后学”，为吴嘉谟寄居杭州时所编辑。《孔圣家语图》十一卷，首卷为孔子事迹图录，自圣人诞生到去世共有图画四十幅，每幅皆有序事及按语，后十卷为《孔子家语》。《孔圣家语图》是历史上第一部将《孔子家语》与《圣迹图》合刻在一起的普及性读物，对明、清时期《孔子家语》《圣迹图》的普及与传播都有不小的影响，而促成两者珠联璧合的幕后英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孔圣全书》。本文主要从分析《孔圣家语图》首卷孔子事迹图录入手，着重解析《孔圣家语图》与《孔子家语》《圣迹图》《孔圣全书》三者的关系。

一、《孔子家语》与《孔圣家语图》

《孔子家语》是关于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言行录，有关材料记录形成很早，约在西汉时由孔安国（生卒年不详）搜辑成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但这部《孔子家语》很快就失传了，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可能都没看到。今天通行的十卷四十四篇本《孔子家语》，是三国时期王肃（195—256）从孔子二十二代孙孔猛那里得到的。南宋理学家王柏（1197—1274）著《家语考》，开始怀疑王肃伪撰《家语》。元代延祐（1314—1320）、泰定（1324—1327）年间，王广谋（生卒年不详）简易标注句解本《家语》广为流传，王肃原注本几近消失。

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何孟春（1474—1536）遍求王肃注本而不得，只好以王广谋简易标注句解本为底本，搜辑《家语》佚文加以补缀，成何孟春注本。明隆庆（1567—1572）中，陆治（1496—1576）校刊本《孔子家语》十卷问世，据说，底本是王鏊（1450—1524）在书市上偶然得到的宋刊王肃注本。万历十七年（1598），吴嘉谟辑校本《孔圣家语图》，《孔子家语》的底本也是王鏊所得宋本。吴嘉谟认为：

《家语》，孔安国得之鲁恭王壁藏文也。篇凡四十有四。刘更生氏校雠，去其二之一。后王肃复得之孔猛家，目与安国合，则四十四篇，其全文也。

他坚信“《家语》固当与诸圣经并传”。《孔圣家语图》后十卷《孔子家语》，篇章次序依何孟春本，注文有时加“王肃曰”“王曰”“按”等标志，有时没有。王肃注、王广谋句解、吴嘉谟新注掺杂在一起，体例比较混乱，有杜撰之讥。如钱伯城先生所言：

本书标举“辑校”，尚非虚语。如《家语》部分《正论解》“齐国书伐鲁”，今本王肃注本“国书”误作“国师”，“樊迟为右师”下漏“不逾沟”三字，本书皆为补正。但也有疏漏处，如同条“樊迟以告孔子”，本书却漏“告”字，全句遂不可通，这说明校刻仍未精。但作为《孔子家语》的校注本，本书则是继王肃本和明何孟春本后的一个新的本子。

《孔圣家语图》对《孔子家语》的最大贡献是以插图的形式将《圣迹图》附在了《孔子家语》前面，促进了《孔子家语》的普及与传播。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之前，只有王广谋的《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元泰定二年刊本）在卷首附有一张“鲁司寇像”，其他刻本都没有插图。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问世后流传甚广，出现了一大批插图本《孔子家语》，俨然成了一个新的《圣迹图》流派。郑振铎《正统九年圣迹图跋》指出：

明万历间所刻的几部《孔子家语》，卷前都附有绘写孔子一生事迹的插图，其内容与《圣迹图》不殊，不过，却是由当时的画师、刻工们别行创作，并不翻刻旧本。

其实“别行创作”不多，大多翻刻自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这批带图的《孔子家语》主要有如下几种。

1.明邹德溥补注、刘元卿校正《新锲台阁清讹补注孔子家语》五卷首一卷，万历建阳乔山堂刘龙田刊本。目录后有“先圣像”“亲祷尼山”“麟吐玉书”“圣人降生”“戏陈俎豆”“昭公赐鲤”“为委粮吏”“礼诱仲由”“学琴师襄”“问礼老子”“诛少正卯”“厄于陈蔡”“删述六经”“感麟绝笔”等圣迹图十四幅，七页，皆有题，无序无赞。其中，十三幅皆选自《孔圣家语图》，构图基本相同，更加精练或简略。新增“礼诱仲由”一幅，绘孔子在书案后，颜子侍立，子路竖目拔刀。

2.明杨守勤注《鼎刻杨先生注释孔圣家语》五卷首一卷，万历三十四年（1606）建阳存德堂刊本。卷首亦附有“先圣像”至“感麟绝笔”十四幅插图，画题及内容与邹德溥本相同。此本又有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构图基本相同，笔画、人物减少很多，粗陋简单。“礼诱仲由”画风稍变，仲由手中已无刀。“亲祷尼山”只有圣母一人。“圣人降生”五天仙只剩有三，且孔子胸无字符。“戏陈俎豆”只剩三童子。“昭公赐鲤”只见孔子与公使，不见圣母与孔子。

3.明张鼐注释、李光缙校阅《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首一卷，建阳萧世熙刊本；张鼐注释、李光缙校阅《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首一卷，明末熊秉宏刊本；张鼐注释、李光缙校阅《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首一卷，杭州段景亭读书坊刊本；明周宗建注《新刻注释孔子家语衡》二卷首一卷，建阳乔山堂刘大易刊本；明陈际泰注《新刻注释孔子家语宪》四卷首一卷，谭阳刘舜臣刊本。以上诸本都有圣迹图十四幅，画题及内容基本与邹德溥本相同。

4.明顾锡畴注释、孔贞运评林《鼎锓二翰林校正句解评释孔子家语正印》（下简称《家语正印》）三卷首一卷，天启三年（1623）余完初怡庆堂刊本。书中有“先圣像”至“封鲁团圆”十页圣迹图十九幅，第一至第十四图同邹德溥本（“先圣像”增为孔子师徒五人），第十五图以下版面明显增大，画风亦不同，增补有“说柳盗跖”“敬器示戒”“金人示戒”“封鲁司寇”“封鲁团圆”（正版两面图）五图。所增补的前三图属传说，后两图属戏说，大概受到了《新编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的影响。

5.明张溥注《新刻张天如太史评释孔圣家语》五卷，明末熊氏刊本。书中有“先圣像”至“封鲁司寇”圣迹图十二幅。“先圣像”为孔子立像，构图仿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左右引《祖庭广记》四十九表文。与上述十九图《家语正印》相较，此书少“为委粮吏”“礼诱仲由”“诛少正卯”“厄于陈蔡”“说柳盗跖”“敬器示戒”“封鲁团圆”七图。

6.《全图孔子家语注释》，清勤思堂刻本。卷首亦附图十四幅，图同邹德溥本，人物面部刻画简单。“先圣像”为孔子师徒五人。

《孔圣家语图》还流传到日本。日本宽政元年（1789）江户嵩山房刊刻有《标笺孔子家语》十卷，同时附刊《孔子行状图解》一卷。《标笺孔子家语》十卷为太宰春台（1680—1747）增注、千叶芸阁（1727—1792）标笺。《孔子行状图解》则标明：明吴嘉谟撰，日本著名绘师高田园乘绘画。该书版式为上文下图，图画上栏为序事，按语部分隔两三页集中排列，题目及构图全部仿自《孔圣家语图》。千叶芸阁在“凡例”中说：

虽然从其图之所固有，不敢妄加增损矣。盖汉画与和画，岂论优劣，至其精巧，各有可观者，故高手之于画也，皆有意匠，能穷殊相，览者察之。

唯一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宽政本将“麟吐玉书”“诞圣降祥”两图合并为一图，上有两龙，下有五老围绕麒麟，麒麟口衔玉书，唯不见圣母，改动较大。

二、《圣迹图》与《孔圣家语图》

《圣迹图》是利用多景图式表现孔子一生事迹的艺术作品，诞生于明代中叶。现存最早的《圣迹图》为明正统九年（1444）张楷（1399—1460）编刊的《圣迹图》。张楷自序云：

楷缉是图，每事则取《史记》所载，为之序、赞者，以其详而可考也。至于卷首总序，则全录文公所纂者，以其约而有断也。

由此可知，张楷的《圣迹图》主要取材于《史记》，每事有序有赞，总序直接取自朱熹的《论语集注·序说》。邓棨跋文明确说张楷的《圣迹图》共二十九事，其中二十七事取自《史记》，“祷于尼山”一事取自《孔子家语》，“夫子泣麟”一事取自《孔丛子》。

张楷的《圣迹图》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后世各类木刻、绘本《圣迹图》的母本。成化二十一年（1485），何珣增补本《圣迹图》问世，新增“麒麟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圣”“命名荣贶”“观庙欹器”“化行中都”“礼堕三都”“返鲁受迎”“天降黄玉”等九事。九事皆有序无赞，其中四事属神话故事。此后，弘治十年（1497）吉藩刻本、正德元年（1506）孔公才刻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孔府藏彩绘绢本《圣迹图》等，都是何廷瑞增补本系统。《孔圣家语图》吴氏自序云：

岁丁亥（1587），余师澹所杨公奉册鲁藩，过阙里谒孔林，获所传《圣迹图》，归而授予览之，生平行概具见于绘帙中，昔日群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游，展册辄了了。余感而叹曰：士君子后孔氏而生，即不获坐杏坛中，侧闻大圣人咳末，亦不获迩邾鲁乡，晋接大圣人动止，仅仅口其遗书，目其遗迹，而大圣人垂训范于当年者，一一若面接而躬承，则万世而后幸存圣人之语与其遗迹，而俾后学之士，宛如化雨中人，而大圣人之遗训遗范，亦赖以不泯，则《图》《语》皆道之寄也。统之不可废置。《家语》固当与诸圣经并传，而此《图》所绘，与《语》中所载，大都相表里，必合《图》与《语》，而大圣人之言动始全。

吴嘉谟所见《圣迹图》乃其师杨士经得自曲阜阙里，当亦属何廷瑞增补本系统。这就是吴氏要将《孔子家语》与《圣迹图》合刻的初衷。

吴嘉谟《孔圣家语图》的图像部分来自张楷编、何廷瑞增补的《圣迹图》，同时又有不少变化。首先，采用了四字命题。张楷的《圣迹图》有序有赞，但无题；何廷瑞所补的《圣迹图》有序，无赞亦无题。《孔圣家语图》中的《圣迹图》是最早采用四字标题的，所用标题如“麟吐玉书”“天乐文符”“载官乘田”“学琴师襄”“问礼老聃”“访乐苌弘”“在齐闻韶”“婴沮齐封”“夹谷会盟”“受乐遄行”“次乘卫灵”“东门贻诮”“寄心击磬”“陈庭辩矢”“礼衰去卫”“观台释戮”“楚封见沮”“季康币迎”“删述六经”“梦奠两楹”“汉高崇祀”等，简单明晰，所以迅速传播开来，大多为后世《圣迹图》所沿用。

此前的《圣迹图》，多为石刻或手卷，即使是木刻，也是专用册页式，画面都是横幅的。《孔圣家语图》所用之图是作为《孔子家语》的插图出现的，采用书页式竖开本，开本变小，构图随之有了很大变化。与《圣迹图》原图相比，一般来说构图简略，人物减少、缩小，突出中心。有些则根据需要改变了构图，如“诛乱两观”，《圣迹图》中是横式，画面自右向左展开，右侧表现斩少正卯，左侧表现商不饰伪，中部偏下表现男女分途；《孔圣家语图》中是竖式，画面变成了由上到下，最上方表现斩少正卯，中间表现商不饰伪，最下方表现男女分途。后世竖开本册页式《圣迹图》，如康熙二十年（1681）的《圣迹全图》、光绪二十年（1894）的《圣庙祀典图考》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吴嘉谟《孔圣家语图》的样式。

《孔圣家语图》在构图上的另一个变化，是将《圣迹图》中一事两图的，全部浓缩为一图。如“夹谷会盟”，《圣迹图》中用两幅图画表现：一幅描绘夹谷会盟的宏大场面，人物众多；一幅表现会盟胜利后，归田谢过。《孔圣家语图》中则只有一幅图，图中表现会盟的场面。《圣迹图》中“受乐遄行”原有图两幅，一幅表现鲁定公游观女乐文马，一幅表现孔子因膰去鲁。《孔圣家语图》中将两者合一，上部表现鲁公受女乐，下部左侧画文马，下部右侧画孔子准备离开鲁国。“次乘灵公”在《圣迹图》中原来也有两幅图，一幅表现卫灵公与夫人同乘，一幅表现夫子一行整装离开。《孔圣家语图》中将两幅图合在一起，把孔子的牛车直接画在卫灵公的马车后面，作出行状。类似这种改变在后世的《圣迹图》中也得到了沿用（如万历二十年孔庙石刻《圣迹图》），有的是合二为一，有的则是一分为二。

在构图细节上，《孔圣家语图》也有不少变化。比如，《圣迹图》中的“先圣小影”在《孔圣家语图》中变成了“先圣像”（目录中是“先圣遗像”）。《圣迹图》中的“先圣小影”应该来自孔府祖传的画像“小影”。刻本《孔氏祖庭广记》卷首有圣像“小影”，旁题“颜子从行”，卷八记载：“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

张楷并不清楚其真实含义，错把孔子与颜回当成了孔子与子思，配上一首“述中庸赞”，置于《圣迹图》之首。这一错误在《圣迹图》传到曲阜后很容易被发现，吴嘉谟所见藏于孔府的《圣迹图》可能已经予以改正。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卷首的“先圣像”变成了“孔子行教像”，序事部分则引用《祖庭广记》孔子四十九表，以代替“述中庸赞”。康熙二十年刊本《圣迹全图》予以沿用。

《孔圣家语图》系列与传统的《圣迹图》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祷祠尼山”由原来的圣母颜氏一人变成了叔梁纥和颜征在两人。《圣迹图》圣母“祷祠尼山”序事云：

按《家语》云，孔子母征在祷于尼山而生孔子，首上圩顶象尼山，因名丘字仲尼。史记虽不载其事，然实诞圣之本，故录于首云。

明确说根据《孔子家语》载可知，只有孔子母一人祷于尼山。《孔圣家语图》按语说：

新安陈氏云，孔子父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为名若字。是独言父也。《家语》曰，孔子母征在祷于尼山而生孔子，是独言母也。然妇人无专制，无游境外之理，则谓父母俱祷者为是。

吴嘉谟认为理当夫妇两人同祷，所以增加了孔父叔梁纥。后世的《圣迹图》有的采用《孔圣家语图》父母并祷，如康熙二十年刊《圣迹全图》；有的依然坚持张楷《圣迹图》之说，只表现圣母一人，如光绪二十年刊《圣庙祠典图考》；等等。

《孔圣家语图》对《圣迹图》构图改变最大的当数“观庙欹器”。“观庙欹器”原有长长的序事：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一事两图，第一幅图画面中有八人，孔子下车后正在访问守庙者，对面一水夫提一桶水，大概要往欹器里注水。第二幅图画面中无人，只有三件欹器，表现欹器的欹、正、覆三种状态。第二幅图中有“赞”：

器虚则欹，是谓不及。道义馁然，来此非僻。养吾浩气，充塞乾坤。卓哉亚圣，大任昆仑。器中则正，不倚不偏。尧舜暨禹，允执相传。心法在兹，万事攸系。始终弗渝，家齐国治。器满则覆，是谓太过。富贵尊荣，重璧负荷。奥居动静，礼乐为闲。小心翼翼，周文且叹。

“观庙欹器”不是张楷原本所有，是何珣所补九事之一，所以“欹器赞”也不是张楷原《圣迹图》中的四言八句式赞，如同“季康币迎”孔子所吟“丘陵之歌”，皆为何珣所增补。

何珣所补这幅“观庙欹器”构图非常失败，单看第一幅图，完全不知所云。序事明明说“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但画面中有车马童仆，俨然是在周游途中。第二幅图只有三架欹器并列，画面非常不美观，艺术性几乎完全丧失。可能因此之故，此图流行不广。国内现存何珣增补本《圣迹图》的拓本、刻本、彩绘本，都没有此两图，只有日本传本尚保留有此两图。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翻刻的明弘治吉藩刊本《孔子圣迹图》（现藏于早稻田大学），日本元禄四年（1691）的《新刊圣迹图》，都保留有此图。吴嘉谟所见阙里《圣迹图》应该还保留有此图。《孔圣家语图》对此图进行了改编，题“观周欹器”，在按语中考辨说：

《家语》《淮南子》云观于鲁庙欹器。愚谓《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皆云观于周庙者为是。不然，何杜预谓周庙欹器至汉京东犹在御座，及汉末衰乱，器使不复存。又《孔庭纂》要以此事载于孔子四十六岁。愚谓孔子鲁人也，岂有四十六岁方入鲁庙，尚不知宥坐为何器而后问欤。其非鲁也明矣。

其辨明孔子观欹器一定不是在鲁桓公庙中，而是在周庙中。但是，“观周欹器”构图无车马，景物全在庙内，三欹器四人，作孔子问守庙人状。这里有一处艺术化的虚构，三个不同状态的欹器同悬一架，明显较原图画三架欹器更简明扼要。此后，康熙二十年《圣迹全图》、光绪二十年《圣庙祀典图考》直接沿用，万历二十年（1592）孔庙石刻《圣迹之图》及清初孔府木刻《圣迹图》都参考了《家语图》的构图。今孔府收藏有无名氏所绘《孔子观欹器图》一幅，构图亦与《孔圣家语图》相同。

还有一些构图细节的变化，源自作者对画题的不同理解。《圣迹图》中“二龙五老”图序事云：

鲁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先圣诞生之夕，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

画面左绘两龙，右绘五老，皆在屋脊之上白云之中。《孔圣家语图》中“诞圣降祥”图同样题材，只有两龙在空中盘绕，五老则已经降到了庭院之中。这可能是对“降庭”的理解不同，也可能是横式与竖式画面的要求不同。《圣迹图》中“西狩获麟”序事云：

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感焉，作《春秋》。按《孔丛子》曰，叔孙氏樵而获麟，众莫之识，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身而肉角，岂天之夭乎？”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仁兽，出而死，吾道穷矣！”

这里明确出典为《孔丛子·记问》。孔子见到麒麟时，麒麟已亡，因此，画面正中的麒麟为仰面倒地而死状。《孔圣家语图》中依据《孔子家语·辩物》云：

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锄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

孔子见到麒麟时，麒麟还活着，因此，《孔圣家语图》画面正中的麒麟作卧倒状，折其前左足。后世《圣迹图》中麒麟的状态都是在这两者之中选择。

《孔圣家语图》较传统何珣增补本《圣迹图》多了两幅图，一幅是“访乐苌弘”（见于《孔子家语》《孔丛子》），一幅是“观台释戮”（出自《孔丛子》），这应该是吴嘉谟扩充《圣迹图》的贡献。但“访乐苌弘”构图不成功，是一个失败的创意。“访乐苌弘”序事说：

是年，孔子适周问礼，即访乐于苌弘。弘谓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龙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六寸，成汤之形体也。言必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其圣人之兴者乎。

可能是前有“学琴师襄”，后有“在齐闻韶”，画题大体相同，《孔圣家语图》的构图异常简单，画面中三人，孔子在前，后有两人对孔子作背后议论状。

《孔圣家语图》与《圣迹图》在画幅的先后顺序即时间顺序上也不一样，如“诛乱两观”“陈庭辩矢”“厄陈绝粮”等图两书明显不同。张楷、何廷瑞的《圣迹图》首创以连环画的形式宣传孔子的一生，但对孔子的一生并没有多少研究，所以主要根据朱熹的《论语集注·序说》排列图画的先后顺序。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则遵照蔡复赏（生卒年不详）《孔圣全书·详订历年事迹》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各图，而蔡复赏《孔圣全书·详订历年事迹》则依照宋景濂（1310—1381）的《孔子生卒辨》，是按孔子享年七十四岁编排的，两者之间自然有一些差距。

三、《孔圣全书》与《孔圣家语图》

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序中描绘其成书经过说：

余患目疾弗获赴戊子省试，养静山房者数月。因取王氏藏本，按《孔氏全书》与杨师所授图，考究其概，或不无异同缺略之差。余遂辑为一书，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其先后则以《孔氏全书》为据，编年则尊周而次及于鲁，旁及于列国，考古名公弁论，而以意按之，其毁蚀无考者，则俟博学君子补焉。名曰《孔圣家语图》。

由此可见，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有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孔氏全书》。

《孔氏全书》又名《孔圣全书》，三十五卷，明蔡复赏撰。该书汇辑各类书籍中有关孔子的文字，分五部分，卷首为帝王崇众盛典，上卷收经书，中卷收子史，下卷汇辑杂说，尾卷为经术经理世务。《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荒诞无稽、庞杂芜乱，鬼神怪诞之语、优伶亵诨之词、俚俗荒唐之说无不载入，实为志怪小说之类。此书卷一五、一六辑录有何孟春本《孔子家语》，卷二七、二八有自著《详订历年事迹》，卷三一收录有《孔庭纂要》《圣迹图赞》，卷三二收录有《素王纪事》《祖庭广记》，汇辑了吴嘉谟编辑《孔圣家语图》必须参考的重要材料。此书最早的刊本为万历十二年（1584）金陵书坊叶贵刻本，早于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五年。

《孔圣全书》中“义例”云：

一、标题何以称孔圣。按《朱子纲目》载，唐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萧仿上疏曰：“素王之风，仁义为首。”《集览》曰：“素王之风，孔圣之风化也。”故以“孔圣”二字标题。

二、自天子王侯学士大夫，幼如童蒙，远如四夷，微如市贩，愚如妇人女子，莫不欲想见圣人之仪容，故以孔庙旧藏遗像绣于卷首。

《孔圣家语图》中“凡例”云：

一、标题何以称孔圣。《集览》曰：“素王之风，孔圣之风化也。”故以“孔圣”标之。而曰《家语图》者，从安国之旧名而增其图耳。

二、自天子王侯学士大夫，幼如童蒙，远如四夷，微如市贩，愚如妇人女子，莫不欲想见圣人之仪容，故以孔庙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阙里，小像最真”绣于卷首。

由此可知，吴嘉谟之所以命名其书为《孔圣家语图》，也是因为模仿了《孔圣全书》。《孔圣家语图》中“凡例”云：

先圣历年事迹，杂见传记诸书者多牵合附会，莫可据信，惟《家语》《史记》及《孔氏世谱》，载先圣历年事迹颇详，今谨据其说，续以《圣迹图》，汇成四十幅，而以意按之于后，以便考古者稽焉。

据此似乎可以推知，《孔圣家语图》每幅圣迹图的按语当为吴嘉谟所撰，现代学者也多以为“按语部分是吴嘉谟自己的读书心得”。可惜，笔者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孔圣家语图》圣迹图序事和按语两部分全部抄录自《孔圣全书·详订历年事迹》，完全没有吴嘉谟自己的观点。如《孔圣家语图》中“麟吐玉书”序事云：

《家传》云，孔子未生时，有麒麟吐玉书于阙里，其文曰：“水精子，继衰周而为素王。”颜氏异之，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去。怀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

全文抄自《孔圣全书》卷二七。如《孔圣家语图》中“麟吐玉书”按语云：

（按）五老降庭，玉书天乐，事不经见，先儒皆以为异，疑而不载。噫！傅说自星生，山甫自岳降。古昔贤哲之生，皆有瑞应，而况天之笃生孔圣乎？张子曰：“麒麟之生异于犬羊，蛟龙之生异于鱼鳖，圣人之生而有以异于人，何足怪哉！”故并录其事迹云。

全文抄录自《孔圣全书》卷二七，只是省去了最初的“按”字。如《孔圣家语图》中“著作告成”序事云：

孔子自卫返鲁之后三年，因著作既成，乃斋戒向北斗告备。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全文抄录自《孔圣全书》卷二八，省略了最后一句“一云《春秋》《孝经》成，孔子以此二经告备于天”。《孔圣家语图》中“著作告成”按语云：

（复赏曰）六经告备而虹降，或者以为近诬。噫！仓颉制六书之字而龙蛇为之泣，渊宋艺祖开文学之端而五星为之聚奎。是皆精诚所格，上致日月之应，下召物产之祯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阴阳，六经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泄天人之秘，阐鬼神之奥者也。则其北斗呈祥，赤虹化玉，又何疑哉。

全文抄自《孔圣全书》卷二八，略去了开头的“复赏曰”三字。

张楷的《圣迹图》二十九事大多取自《史记》，何廷瑞所补九事有不少取自纬书，事涉玄妙，备受后人讥讽。《孔圣家语图》中“麟吐玉书”“著作告成”两按语是最早也是少有的为之辩护的言论，可惜这是蔡复赏的观点，吴嘉谟只是引用，表示赞同而已。《孔圣家语图》中“诞圣降祥”序事云：

孔子一岁系周灵王二十年，实鲁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时，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孔子父为陬邑大夫，孔子生于陬邑之官邸也。

全文抄自《孔圣全书》卷二七。《孔圣家语图》中“诞圣降祥”按语云：

（赏）按：颜氏怀妊十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与《史记》诸书俱以怀妊之月误为诞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庚戌十一月内无庚子也。

全文抄自《孔圣全书》卷二七，略去一“赏”字。以上数例《孔圣家语图》序事、按语都照抄自《孔圣全书》，也有一些序事、按语对《孔圣全书》的语句进行了简单剪裁组合。如《孔圣家语图》中“戏陈俎豆”序事云：

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也。圣父叔梁纥卒，孔子在鲁。五六岁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与同戏群儿迥异。盖天植其性，不学而能也。由是群儿化效，相与揖让，名闻列国。七岁入晏平仲学。

这一段话概括了孔子的幼年生活，其实是截取《孔圣全书》卷二七中的文字而成的。原文为：

四岁，壬子，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也。圣父叔梁纥卒，孔子在鲁……五岁，癸丑，周灵王二十四年，鲁襄公二十五年也。孔子在鲁……六岁，甲寅，周灵王二十五年，鲁襄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鲁。五六岁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与同戏群儿迥异。盖天植其性，不学而能也。由是群儿化效，相与揖让，名闻列国。七岁，乙卯，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也，孔子在鲁。世传孔子七岁，入晏平仲学（平仲名婴）。

剪裁之迹显而易见。《孔圣家语图》中“戏陈俎豆”按语云：

（赏）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泄庆封讨子雅、子尾之谋，则知平仲之年实长于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谓入平仲学者，岂为童子时尝入平仲所设之乡学耶？

这一段话也抄自《孔圣全书》卷二七，略去一“赏”字。原文下尚有：

又按：晏婴在齐景公时，治东阿，名显诸侯。今东阿地属兖州府，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则圣人蒙学之时，其入平仲学也，或者其可信欤？

此说明蔡复赏对孔子幼年入平仲学之事也不敢肯定。

吴嘉谟的《孔圣家语图》序中说，其书“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其先后则以《孔氏全书》为据”，是指《孔圣家语图》所列的孔子事迹年月顺序全部依照蔡复赏的考订。在《孔圣全书》卷二七《详订历年事迹》凡例中，蔡复赏明确宣称：

诸书孔子之生年多依迁《史》，此书则据国朝宋景濂《孔子生卒辨》，直以为七十四岁。

《孔圣家语图》中的序事、按语全部抄自《孔圣全书》，其中所列孔子生卒年月等自然也沿袭了宋景濂的说法。但在具体事迹图画排列上，《孔圣家语图》也有疏忽之处。《孔圣家语图》中“西郊泣麟”按语说：

按胡传曰：“鲁史成经，麟出于野。”则《春秋》之作在于获麟之先。及按林尧叟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为获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至麟也。”则《春秋》之作在于获麟之后。愚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又为之作传，则其修史之年月，必得其实。故以作经在获麟之后者为是。

这段按语是节略蔡复赏《详订历年事迹》按语而成的。原文为：

又按《穀梁传》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胡传曰：“箫韶九成，凤仪于庭，鲁史成经，麟出于野。”据二氏所言，则《春秋》之作在于获麟之先。及按迁《史》及杜预《左传》序云：“直为感麟而作，作起于获麟，则文止于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将以大拯于斯世。今也辙环天下，迄无所遇，自卫返鲁，删诗定书，系易正礼，将载其道以垂之后世，而麟应适至，获而伤焉。夫子知道之终不行，然后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圣人不复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修独后于五经。盖感麟而作，以麟而终也。”林尧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为获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至麟也。”据四氏所言，则《春秋》之作在于获麟之后。愚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又为之作传，则其修史之年月，必得其实。故以作经在获麟之后者为是。

这里《孔圣全书》共列举了六家的说法，《穀梁传》序和胡传两家主张“《春秋》之作在于获麟之先”，《史记》、杜预《左传》序、“家氏”、林尧叟《集解》四家主张《春秋》为“感麟而作”。蔡复赏赞同后者，认为“作经在获麟之后者为是”。《孔圣家语图》节略引用了蔡氏按语，说明吴嘉谟赞同蔡氏的意见。但《孔圣家语图》在排图的先后顺序上依照何珣《圣迹图》的顺序，将“西狩获麟”排在了“著作告成”之后，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另外，《孔圣家语图》卷一《圣迹图》后所附“历代赞咏”，也是选抄《孔圣全书》卷三一《孔庭纂要》的“历代赞咏”，加入卷首的“历代御制赞文”而成的。

张楷的《圣迹图》有序有赞。《孔圣家语图》有序有按，无赞。只有最后一幅“汉高崇祀”，《孔圣家语图》在按语中引用了张楷之“赞”，却云：

按：《湘王圣迹图赞》曰，穆穆庙庭，圣德斯尊。肃肃衣冠，圣泽斯存。汉祖崇儒，躬拜阙里。太牢之祠，百代伊始。

《孔圣家语图》的这段按语引自《孔圣全书》卷三一，巧的是《湘王圣迹图赞》与张楷的《圣迹图赞》完全相同。查《孔圣全书》卷三一，我们可知，标题为“明朝湘王府圣迹图赞”。“湘王圣迹图赞”与“湘王府圣迹图赞”一字之差，意义不同。也就是说，蔡复赏所见为湘王府所藏《圣迹图》赞，非湘王所作《圣迹图赞》。所录不但有赞，还存有序事三十一条，与张楷、何廷瑞的《圣迹图》序基本相同，略有删减。明朝湘王朱柏（1371—1399），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为湘王，洪武十八年（1385）就藩于荆州。建文元年（1399），自焚而死，时年二十九岁，无子嗣，史载“柏粹美，嗜学”，但无有关《圣迹图》的记载。明藩王中吉藩朱见浚（1456—1527）、沈藩朱胤栘（？—1549）都有刊刻《圣迹图》的记载，且两者所刊皆为何珣增补本《圣迹图》。湘王或湘王府只存在了十四年，距离蔡复赏辑《孔圣全书》（1584）近二百年。推测可知，蔡复赏所言“明朝湘王府圣迹图赞”当属传闻，应该是“明朝藩王府圣迹图赞”。由此可见，蔡复赏与吴嘉谟并不知道《圣迹图》的编刊者是张楷和何珣。

总括全文，明吴嘉谟《孔圣家语图》是历史上第一部将《孔子家语》与《圣迹图》合刻在一起的著作，推动了明末清初《孔子家语》的普及与传播。《孔圣家语图》所附圣迹图四十幅是在张楷、何珣《圣迹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开创了竖开本《圣迹图》绘画模式样板。《孔圣家语图》中的序事和按语不是吴嘉谟的发明，而是全部抄自蔡复赏的《孔圣全书》。据说，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版《孔圣全书》（未见，待查），卷首插图四十幅，有四字标题，无序无赞。估计该书应该来自《孔圣家语图》，如果然如此，则说明《孔圣家语图》又反过来影响了《孔圣全书》。

本文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二辑）

作者：陈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