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废除文言，是胡适的一大贡献！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1-03 19:10

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推崇和普及白话，二是废除文言。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终目的，是让白话成为唯一的书面语和口语，成为全体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晚清时期，为了唤醒民众的智慧、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文言文存在的弊端远超过它的优势，而白话文则具有巨大的潜力。 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跟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时，看到日本通过假名的使用，在文化普及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统一的好处，反思了中国语言文字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此后，像梁启超、裘廷梁、陈子褒、王照、劳乃宣等人也纷纷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想法，试图推动改变，然而这些主张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直到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这一主张，明确指出了解决中国语言文字分离问题的方向。所谓国语，就是指国家中普遍使用的官方语言。胡适提出白话应当成为国语，并不是像他的前辈们黄遵宪、梁启超和裘廷梁那样，单纯提倡在某些实际领域中提升白话的地位，而是要完全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唯一的书面语言。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详细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主张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目标，是要让中国拥有一种国语文学，目的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用白话作诗、写文章、编书、演讲。因此，我们要坚持完全使用白话。完全使用白话这句话，意味着要彻底摒弃文言文的使用。胡适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任何有志创作新文学的人，无论是写信、作诗、翻译书籍、写文章，甚至是为去世的人写墓志铭、为活人上书，都应该用白话文，而绝不应使用文言。

他认为，白话应该成为所有文学创作的工具，白话应该是所有文学的唯一工具，并且，国家的教育工具，应该只有一种，而不是两种。胡适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反对他，认为白话的推广无可厚非，但文言并非必须废除，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互不干扰。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文言不应被废弃。李春阳在其《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白话与文言，自古并非泾渭分明。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感慨：一个国家的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民众，和本民族的古代经典完全隔绝，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的荒凉，随处可见。……随着诗心与诗艺的消失，古诗词沦为知识竞赛，笔墨书法失去了灵性和韵味，寄托文化的道德和人心已经遭到毁灭。

李春阳认为，中国当代的道德困境和文化荒漠，甚至文脉的断裂，都与废除文言文密切相关。然而，显然他的观点是从自己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的。他只看到了当代中国文脉的断裂，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不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那些当今的学者，包括他自己，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文的真正含义。换句话说，如果五四白话文运动只推行白话文，而不废除文言文，语言的分离现象将依旧存在。只要文言文不被废除，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仍然不会在通俗的领域使用白话。他们在潜意识里，将文言文视为一种象征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的工具。胡适，作为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并同样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谈到古代社会时曾指出：

在古代，绝大多数人和文字没有任何关系。写文章的人，只追求少数知音的欣赏，或者是迎合‘试官’的口味。他继续说道：那些寻求知音欣赏的人，能表达个性，而‘无数模仿派的古文学’既没有我，也没有人。就如拉丁文在欧洲中世纪是教士阶层的专属一样，文言文在近现代以前，长期是中国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专利。普鲁斯特在《中华知识的奴役及其解放》一书中提到：古典汉字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阶层。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书写和阅读能力只限于知识阶层，那么这些人便必然会掌控政权，并永久掌握它。他们会为了自己特权的利益，牺牲广大无知的民众。